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再次失去了职务，但他仍然带领红军度过了长征途中极为关键的十一天。

在娄山关之战后，红军再次陷入困境。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的八万多人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被称为“长征”的伟大战略转移。

到了11月底，红军接连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防线，但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只剩下了一小部分人。蒋介石调集的几十万大军仍然紧紧追在红军身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命运都悬在了生死一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朱总司令、张闻天、王稼祥和彭德怀等领导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纠正了之前一直存在的错误指挥思想，并撤换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职务。

会议决定，由当时的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总理负责做出最终决策，并由毛主席协助周恩来总理进行军事指挥工作。

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带领下，1935年2月底，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的战斗中取得了大胜，击败了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消灭了5400多名敌人，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蒋介石听说国民党军队在娄山关吃了大亏，气得直跺脚。3月2日，他赶到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击。他调兵遣将，又召集了四十多万人马，继续围追堵截红军。

现在红军的人数还不到三万，敌人比我们多，力量也比我们强，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清楚地知道，遵义不是一个适合红军长期停留的地方，因为它处于四面受敌的战略位置。

遵义位于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的交界处，往北靠近重庆，南边是贵阳，西边则通向云南，交通十分便利，部队调动非常容易。此时，蒋介石的部队已经进入贵州，随时可能发起大规模进攻。

龙云和刘湘这两个地方的军阀大佬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红军在自己地盘上壮大，肯定会想方设法出手阻挠。再加上被打得快不行了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红军如果留在遵义，将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

蒋介石已指示中央军在黔北建立防御工事，打算用“堡垒战术”阻止红军向北进入重庆的路线。红军在遵义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由于中央政治局的二十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每天开会讨论和指挥军事效率不高，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来具体负责红军的指挥工作，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治委员。

红军前线指挥部的第一个决定是，指挥红军再次通过习水和赤水，向北渡过长江进入四川，寻找机会与已经在四川坚持了一年多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要过赤水河，必须先击败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第2纵队。周浑元的部队包括第5师、第13师和第96师，总共有两万五千多人，人数和中央红军差不多。

周浑元，字乾初，是江西省金溪县人。他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过旅长、师长、军长和纵队司令等职务，是蒋介石非常倚重的军官之一。他在对抗红军的近十年里，几乎没有吃过大的亏，因此被称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攻打周浑元部队的任务，将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来执行。

3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来到了枫香镇苟坝村。正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前线的红一军团突然发来紧急电报，要求停止对坛厂的进攻，改为攻打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队。

在苟坝会议上，毛主席被撤了职。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苟坝村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林彪和政委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

参加苟坝会议的中革军委成员，后来都成了大人物：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朱总司令、博古、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

苟坝会议非常重要，参加的人都是大人物。最年轻的参会者也是当时的干部团团长和政委，陈赓和宋任穷，他们后来都成了开国将领。

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一一列举了反对在打鼓新场行动的理由。

首先，驻守在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部队只有王家烈的两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师，而红军有三万多人，如果发起攻击，完全有可能取得全面胜利。

打鼓新场是进入贵州西部的重要通道，拿下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到达毕节，这有助于红军向黔西推进，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根据地。

第三，打鼓新场有黔军的仓库，里面肯定有不少物资，缴来的物资正好可以补充红军，他们已经打得很疲惫，粮弹也快用完了。

第四，娄山关之战告诉我们，黔军比中央军容易对付。当时红一军团在那场战斗中协助了红三军团。现在红一军团急于打一场大胜仗来提高士气，不想直接跟中央军硬碰硬，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虽然不是都经历过枪林弹雨和血战，但他们都是深思熟虑、智谋超群的杰出人物。正是这群精英，后来建立了新中国，并将它发展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其实，张闻天不说也没关系，因为这二十多人早就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和前因后果想得很清楚了。所以，大家几乎都同意红军攻打打鼓新场。

只有毛主席表示反对。

毛主席的想法也很直白，打鼓新场的地形狭小，不适合红军的大规模行动，如果陷入僵持，很容易被敌人包围。而且，攻打这样一个明显有利的地方，红军的将领们都能想到，蒋介石难道会想不到吗？

如果蒋介石利用计策，在打鼓新场布下陷阱，红军可能会面临巨大危机！

毛主席和二十几位中革军委的委员们争论了很久。最后，他急了，说：“你们非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既让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就不干了！”

那些红军的将领们都是难得一见的英雄好汉，看到大家都这么坚持，谁也不愿意退让。别说像周总理、朱总司令、彭老总、刘帅、叶帅、小平同志这样的大人物，就是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呢？

张闻天说：“老毛，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那咱们就听多数人的吧。”毛主席见大家态度坚决，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离开了现场。

不久后，张闻天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投票，决定撤掉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被指派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红军命令。

毛主席见红军深入险境，心里焦急，整夜难以入眠。到了晚上九点多，他又拿起马灯去找周总理商量对策。

不论是宁都会议还是赣南会议，毛主席都选择了听从组织安排，用事实说话。但是这一次，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如果继续沉默，党、红军和中国的革命事业都会面临严重的危险。

二、仅仅一天之隔，红军与死亡深渊擦肩而过

恰好，周总理也还没休息。明天就要开战了，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他怎么可能安心入睡呢？从白天的讨论中，他已经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毛主席的话更是让人不得不信服。

中革军委的领导们都没有去过打鼓新场，对那里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他们只是听侦察员说那里有护墙和碉堡。红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炮弹和炸药都用得差不多了。如果攻不下打鼓新场，不仅会让士气受挫，还会白白损失红军已经非常紧缺的人手和弹药。

这么说吧，这场仗要么不打，要打就得赢，责任真的很重啊。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当时川滇黔交界处集结了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等超过一百个团。要是这些部队像毛主席所担心的那样，在打鼓新场出现问题时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主席来的时候，大家还在犹豫不决。周总理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仔细想了想，觉得攻打鼓新场有风险。于是，他们决定暂停进攻，然后在11日又开了个会议。

后来，这两个人一起去见了朱老总，希望他也能支持毛主席的想法。朱老总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得那么诚恳，虽然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但最后还是同意取消了白天已经写好的进攻命令。

很多年后，周总理这样回忆道：

毛主席想了想，心里还是不踏实，觉得需要再确认一下，于是半夜拿着马灯又来找我，让我先别急着发命令，再多考虑一下。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早上再次召开会议，最终说服了大家。

现在是凌晨一点多了，到凌晨三点五十分，当时戴镜元（当时只有16岁，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给周总理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虽然简短，只有两条信息，但每一条都像一声炸雷，让人震惊不已。

现在，有大约14个团的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增援，其中包括一个来自贵州的旅和三个来自云南的旅。

其次，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也在集结。如果红军要进攻打鼓新场，敌人可能会从两翼夹击我们。

实际上，当时不仅有14个团在向打鼓新场集结，还有周浑元、孙渡、吴奇伟和郭勋祺的四个纵队，总共有十多万人马。

因为进攻的命令是10日下午下达的，红一军团要到3月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候，国民党军已经在打鼓新场集结了十万多人。如果双方一交手，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11日清晨，周总理依据军委二局提供的机密情报，建议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最终一致同意暂时不攻打打鼓新场。

这时，离打鼓新场最近的国民党援军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了！

后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发布了《关于我军不攻打新场的指示》，指出：

军委在昨天晚上九点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集中到平家寨、枫香坝和花苗田一带，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行动方向，希望大家按照这个指示行动。

蒋介石也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打鼓新场。他认为红军肯定会尝试占领这个地方，所以提前设下了埋伏，就等着看能抓到什么样的“鱼”了。

3月11日的第二次苟坝会议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在遵义会议后又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第二次苟坝会议中，中革军委很快又让毛主席重新担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位，这距离他被撤职还不足一天时间。

然而，红军的将士们对于放弃这场战斗感到有些惋惜，毕竟在娄山关大胜之后，大家都士气高涨，跃跃欲试。但是毛主席却目光长远地指出，当前红军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机动空间。

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如果失去了回旋的余地，结果可能会像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一样，导致全军覆没。

大家都心服口服了，毛主席和他们一样，并没有特别的能力或是特别的消息来源，但他怎么就能猜中蒋介石的计划呢，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这说明毛主席看透了人心、兵法和战争的本质，比大家看得更清楚！

在今年的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一个新的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周总理、王稼祥和毛主席。这次会议把军事指挥的大权再次交给了毛主席。

三、鲁班场上的激烈对决：林彪和周浑元的较量

尽管暂时度过了眼前的难关，红军的未来方向仍未确定。对于毛主席和红军的领导层而言，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只是表明这条路走不通，但正确的选择依然没有出现。

毛主席反复考虑，决定还是集中兵力攻打此时在鲁班场集结的周浑元纵队。但是周浑元的兵力很强，装备也不错，可不好对付了。

林彪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当然明白毛主席要攻打周浑元的目的：

周浑元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自从红军进入贵州以来，他就一直在死死地缠着红军，就像附在骨头上的蛆虫一样，无法摆脱，让红军恨不得把他消灭干净。

打周浑元就像是敲打警钟，警告其他人。如果把周浑元打败了，刘湘和龙云就会害怕，不敢再追红军了。这样红军就能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活动。

鲁班场离茅台镇渡口很近，行军半天就能到。如果红军渡河时周浑元来攻，那就麻烦了。要过赤水河，先取鲁班场，相当于周浑元成了拦路的恶狗，非打不可。

现在，聚集在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队距离红军主力只有短短一到两天的路程。既然要对付周浑元，就必须迅速行动，决不能拖延。

这是让林彪感到压力很大的原因：打鼓新场的两个黔军师不打，现在却跑去鲁班场打中央军的三个师。兵法讲究先打弱敌再打强敌，这简直是违背常理的！

不仅是林彪，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当时也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鲁班场敌人的防御非常坚固，地形也不利于我们进攻，现在很难打败周浑元。看来我们应该快速撤离当前的战场，控制仁怀和茅台，然后向西渡江，这样可以吸引云南和四川的敌人，寻找更好的战机。

彭总和林总都是很有眼光的指挥官，他们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分析得很准。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情况下，如果不先打几仗，红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这一仗是没法避免的。

1935年3月14日晚上9点，红军总部下令攻打鲁班场，要求红军把所有力量都集中起来，在15日把鲁班场和三元洞的敌人消灭掉。

3月15日早晨，林彪和聂荣臻带领红一、三军团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团作为右翼，而董振堂和李卓然指挥的红五军团和部分三军团作为左翼，一同进入战斗位置，对鲁班场的中央军发起了强烈的攻势。

这场战斗打得天旋地转，连鬼神都为之惊恐。

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有3个师加1个旅，一共15个团。而红军投入战斗的总兵力也是15个团，但要准备打援，实际能够投入进攻的兵力还没有敌人防守的多。

周浑元从3月初到鲁班场开始，就带领部队修建了大量的工事。光是碉堡就修了70多座，还在碉堡外面用缠着藤条和荆棘的木桩做成了一圈圈的防御网，像铁丝网一样。

经过半年的艰难战斗，红军的火炮几乎已经没有了，重机枪的子弹也非常稀少。相比之下，周浑元的部队每个连队有9挺轻机枪，每个营有6挺重机枪，每个师则有18门迫击炮，还有一些当时很少见的山炮。

他一个师的装备比整个中央红军都强！

林彪指挥红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鲁班场，但故意留下西面不攻。他不想直接硬碰硬，最理想的情况是让周浑元撤退向西，这样就不会妨碍红军过河，从而实现战役的目的。

可是周浑元偏偏误解了林彪的意思，他害怕红军是在围三缺一，故意放虎归山，到时候既守不住也攻不上去，国民党军队就危险了！于是他干脆不走了，在鲁班场安心当起了缩头乌龟。

从15日上午7点起，红一军团发起了进攻，但东线很快就陷入了僵持。由于红军缺乏大炮和炸药，难以摧毁周浑元的碉堡，而国民党军则躲在碉堡里，对红军的进攻部队进行猛烈的射击。

红军不喜欢硬碰硬的战斗。当正面进攻不顺利时，红一军团立刻派出一个师的两个团和二师的第六团，由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后来成为开国上将）带领，从李村沟向鲁班场的北边绕行。

当红军绕到国民党军的后方时，他们遇到了已经在茅坪布下防线的国民党军。周浑元老谋深算，早就预料到红军正面进攻可能不利，于是命令第五师的一个旅在茅坪方向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占据有利地形，红军的战斗异常艰苦。李聚奎看到战士们不顾生命危险，在倾盆大雨和密集的子弹中向上冲锋，心里非常痛心。那些战士都是经过湘江之战后，历经重重困难才保留下来的革命希望。

不能硬来！他迅速做出决定，指挥红军假装败退。国民党军队见红军突然停止进攻，以为红军已经失去战斗力，便从工事中冲出来，想抓住更多的俘虏。此时的红军士兵看似慌乱地向东逃跑。

国民党军和红军一追一跑，很快就来到了踩山坪。这里变成了国军从上面进攻，红军则在下面防守。

这时，只听李聚奎一声令：“打！”早已埋伏在踩山坪的红二师六团从两侧高地对国民党追兵发起猛烈攻击。而之前假装败退的红军队伍突然掉头，向国军发起了猛烈反击。

国民党军队被围攻三面，战况十分不利，只能慌忙撤退。战场上瞬间形势大变，红军开始紧追不舍，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连茅坪的据点都放弃了，被逼退到了团标寺附近的第二道防线。

国民党在团标寺也布置了密密麻麻的碉堡，但是这次想顽抗可不容易了！英勇的红军战士趁着国民党军还没稳住，直接把手榴弹扔进了碉堡里。

一声巨响，砖石和土屑飞得很高，碉堡里的国民党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压死，二线阵地也被红军攻破了。

在东南方向的白家坳，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与国民党第九十六师展开激战。红五军团的攻势非常猛烈，而第九十六师也毫不示弱。双方战斗激烈，甚至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到了下午，战斗仍然异常胶着，难分胜负。

早上，红一军团开始总攻时，红三军团的红十团和红十三团从西南方向发起进攻，目标是国民党第九十六师在白果寺和丁家山一带的军队。

因为协调工作不到位，红三军团直到中午才开始进攻，错过了在国民党军队还在修建防御工事时攻击的最佳时机，从而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双方打了半天，红三军团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时，周浑元已经用第十三师替换下了九十六师。第十三师的师长万耀煌（后来成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看到红军的力量和火力也就这样，便让一部分人守在阵地上，自己带着一个团向林彪的红一军团右侧进行反击。

下午三点，林彪下令红军全面进攻鲁班场。然而，红一军团的右翼突然爆发了战斗，迫使他分出兵力去抵抗。双方的阵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错状态。

疲惫不堪的红一军团战士们拼尽最后的力气，从东边和北边一次次向敌人发起冲击，逐渐将国民党军队逼向西边。战场上到处都是被摧毁的碉堡和工事。

国民党九十六师已经到了绝境，再往后退就没有路了！此时阵地上原本密布的荆棘和刺草全被踩平，地上洒满了双方的鲜血。

双方都在熬，熬斗志，熬时间。对周浑元来说，能多拖一分钟就多一分希望，因为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而红军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直到下午五点，红三军团在西南方向攻下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傍晚时分，红一军团从西北方向逼近了鲁班场周浑元的主要防线，而红五军团也已经越过了白家坳的阵地。敌军的阵地一个个被红军攻占。

到了晚上7点左右，周浑元的三个主力师都被挤到了一起。鲁班场的国军工事变得更强了，火力也更密集，很多火力点还能互相支援。这给林彪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红军的总攻持续了四个小时，各个队伍都损失了不少人手，但战斗的结束似乎还很遥远。

听说红军正在攻打鲁班场，蒋介石命令孙渡和吴奇伟的两个部队赶紧前往增援。与此同时，川军的八个团也已经接近鲁班场西北方向，距离不到30公里。

如果再不撤出战斗，红军就要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当晚20时，中革军委下令各军团撤出战斗，只有红六团监视周敌，其他部队立即转移到中枢、坛厂、小河地区。

四、三渡赤水，毛主席带领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16日清晨，陈赓带领干部团去接应红六团撤离鲁班场，所有红军在16日于茅台镇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地区。

因为被红军吓到了，周浑元即便发现红军已经撤退，也担心中了计策，所以干脆躲在鲁班场里，连一枪都没敢放，眼睁睁看着红军顺利过了赤水河。

听说中央红军又进入川南了，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会再次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赶紧让各路国军向西追击，想要在古蔺东南把红军消灭掉，同时赶到贵阳来指挥剿灭红军。

没想到，毛主席带着红军突然向东转，3月21日四渡赤水，大步向南逼近贵阳，然后从贵阳以南向西突破，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从三月十日的苟坝会议到三月二十一日的四渡赤水，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度过了长征中极为关键的十一天，书写了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传奇。

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时，红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这是整个四渡赤水行动中最巧妙、最令人赞叹的一次军事调动。从这次行动之后，战争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了毛主席和红军手中。

第一次过赤水河是因为土城之战被迫而行，第二次过赤水河是被敌人追赶所致，第三次过赤水河是红军打痛了周浑元后主动转移，到了第四次过赤水河，已经是毛主席带领红军的从容布局。

大家齐心协力，将士们英勇战斗，带领三万大军纵横天下，从绝境中逆转局势，反而变被动为主动。在整个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向毛主席和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