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予军衔的盛典上，有五位杰出的开国将领曾被纳入大将军衔的初步考虑名单，然而最终，他们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五位将星璀璨的人物分别是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和周纯全。他们戎马一生，功勋赫赫，究竟是何种评定机制，让这些战功卓著的将领与大将之位擦肩而过？这并非能力优劣的简单判断，而是深层次综合考量的结果。

征战四方，功勋卓著

回溯这五位将军的辉煌履历，他们无疑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中流砥柱。

张宗逊将军，陕西渭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他从排长一步步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军长、红军大学校长，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都有他的身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成为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是最初六个旅长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战场担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是彭德怀元帅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副总参谋长等要职。

宋任穷将军，湖南浏阳人，1926年入党，同样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上井冈山。红军时期历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红28军军长。抗战时期，他出任八路军129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宋任穷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地方工作，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云南省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等职务。

萧克将军，湖南嘉禾人，黄埔四期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红四军第3纵队司令员、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等要职。抗战爆发后，他出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萧克在华北地区创建了华北军政大学，后来又出任四野第一参谋长。

王震将军，湖南浏阳人，1927年入党。红军时期，他曾担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红六军团政委，与萧克是紧密搭档。抗战全面爆发后，王震担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著名的南泥湾就是他率部开垦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等职。

周纯全将军，湖北黄安人，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红军时期，他一直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工作，曾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第10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抗战时期，周纯全主要从事军队院校工作，致力于培养基层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他前往东北工作，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部长、四野后勤部第一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大将之选，多维考量

衡量大将军衔的授予，并非单一维度的考量。有观点认为，大将的评定标准涵盖了多个方面：土地革命时期须担任师长级别以上红军干部；抗日战争时出任八路军旅长以上级别高级干部；解放战争中必须担任兵团负责人以上职位；1955年授衔时，需出任总部八大部部长、国防部长、军种或兵种司令等重要职务；且应在国防委员会担任过委员职务。对照这些标准，五位上将虽多有符合，但在全面性和特定关键性上，与最终获授大将的十人相比，确实存在细微差异。

名额有限，各有千秋

最终的十大将，是综合了战功、政工能力、历史贡献及资历等要素的平衡结果。

粟裕大将的赫赫战功自不必多言，他在解放战争中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卓越表现，足以让他名列元帅之选，而位列大将之首，实至名归。

徐海东大将，红军时期曾是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其在中央红军困顿之际慷慨解囊5000大洋接济中央，这份“雪中送炭”的贡献，成为他不可替代的重要砝码。尽管他在1940年后因伤病退居二线，缺席了整个解放战争，其早期贡献和深远影响仍足以奠定其地位。

黄克诚大将以其独到的战略眼光而著称，他坚持在八路军中设置政委一职，并在抗战胜利后率先向中央提出进入东北的战略建议。他的资历与战功同样突出，红军时期任师政委，抗战时期任旅政委、纵队司令员和新四军3师师长，对抢占东北贡献巨大，其战略判断力在大将中独树一帜。

陈赓大将的军事能力同样令人瞩目，红军时期任师长，抗战时期任旅长，解放战争时期虽是兵团司令，却是中央军委直属的战略部队指挥官，他还参与了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才能紧随粟裕，入选大将毫无争议。

谭政大将则是我军杰出的政工干部，他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政工精英，抗战时期担任总政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出任东野（四野）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等职。

肖劲光大将的经历更为独特，他曾二次赴苏学习军事，红军时期任军参谋长、军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解放时期出任东野第一个兵团司令员，建国后更是海军的领航者，担任海军司令员。

张云逸大将的资历老到惊人，他早在1911年就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与邓小平一同领导了百色起义，抗战时期担任新四军副军长，解放时期是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其授衔后的待遇也按元帅标准执行，其历史贡献无人能及。

罗瑞卿大将的履历较为特殊，他长期从事保卫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出任著名的“杨罗耿兵团”政委，建国后出任公安部部长，在开国大将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王树声大将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代表，红军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后担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总军械部部长等职，他的地位无可替代。

许光达大将虽资历相对较浅，但他拥有留苏经历，曾任红军师长、120师独2旅旅长、一野3军军长，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作为我军新兴兵种的领导者，他被授予大将也顺理成章。

历史站队与综合评估

与十大将相比，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和周纯全这五位将军在某些具体领域或许未能达到十大将的“极致”水平。例如，论战功，他们难以超越粟裕、黄克诚和陈赓；论历史功绩和个人贡献，与徐海东和张云逸相比，也略显逊色；论政工能力，则不如谭政、黄克诚和罗瑞卿。而肖劲光、许光达则分别代表了留苏背景和新兵种的特殊性；王树声则是红四方面军的独特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坊间流传的一些原因，例如张宗逊在大同集宁战役中的决策犹豫，或是萧克将军曾自言在某些历史关头的“站队”问题，以及周纯全在过草地时对“南下战略”的坚定支持（与朱德、刘伯承的“北上抗日”主张相左），虽是其履历中的一部分，但并非其未能晋升大将的主要决定因素。毛主席对这些将领的信任和重用从未动摇，军衔评定是一个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考量。上将军衔的授予，本身就是对他们历史功勋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结语

1955年大授衔，是对新中国开国将帅功绩的全面总结和肯定。这五位上将未能入选大将，并非对他们能力的否定，而是在严格的、多维度的平衡中，十大将的独特和不可替代性更胜一筹。他们所获得的开国上将军衔，同样代表了国家对他们为革命事业所做贡献的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