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笼罩之下，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毫无顾忌地明确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根源，实则源于国家治理偏离了法治的轨道，过度依赖于人治。在那个时期，对真理标准的深入讨论尚未展开，梁漱溟的见解犹如一声惊雷，率先为这场讨论揭开了序幕。

会上激烈争论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而生。1918年，在杨怀中先生——即杨开慧的父亲——的宅邸中，两人初次相见。彼时，梁漱溟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而毛泽东则担任着北大图书馆的职务。

二十年后，梁漱溟踏足延安，在那紧凑的十六日间，他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对话，其中两次交谈更是持续至夜幕降临，直至晨曦初露。梁漱溟回忆说：“我们之间的交流洋溢着浓厚的兴趣。”

1950年伊始，梁漱溟应毛泽东与周恩来屡次诚挚的邀请，自重庆启程前往北京。毛泽东亲自在家中设宴款待，并特地派遣专车接迎，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与敬意。

鉴于梁漱溟秉持素食之志，毛泽东语气铿锵地提醒：“那么，我们就都来一同实行素食吧，今日正是团结一心之际啊！”

得知毛泽东暂时寄居于亲友之家，他迅速派遣人员精心安排，将之安置于颐和园内一处宁静的小院之中。

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热烈欢迎了前来拜访的梁漱溟先生。

在这段时日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颇为融洽，互动频繁，他们的对话既洋溢着欢愉与热情，也因观点相左而告一段落。或许正是这种平等的朋友关系，使得梁漱溟在某次交流中过于投入自我，这才引发了1953年那起颇具争议的事件。

1953年九月，正值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此后演变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召开时刻，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演讲。随后进行的分组讨论中，梁漱溟的观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梁漱溟说道：

在近三十年的革命征途中，中共始终将农民视为坚实的依靠，将乡村作为稳固的根据地。然而，随着向城市的迈进，工作的焦点逐渐向城市倾斜，那些在农民中成长的干部也纷纷迁往城市，导致乡村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较为空旷的态势。

尤其是在近年，城市工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而相比之下，农村农民的生活依然充满挑战。于是，乡村民众纷纷涌向城市寻求改变，然而城市却难以接纳他们，随之又将他们遣返故里，这一过程引发了尖锐的矛盾。

针对梁漱溟的言论，毛泽东并未表示赞同，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部分人士对我国整体发展策略持有异议，认为农村居民生活较为艰辛，呼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这种现象或许反映出对儒家仁政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仁政之别在于其规模。关照农民属于小规模的仁政之举，而推动重工业的飞跃、抵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可视为大规模的仁政。若仅仅施行小仁政而忽略了大仁政，实则是在无形中助长了美国人的利益。

竟有人在行家面前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几十年来深耕于农民运动，竟然对农民群体毫无了解，这岂非荒谬之谈！如今，我们政权之根基，工人与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早已紧密相依，这根基坚实无比，绝不容许有任何分裂或破坏的可能性！

数日之后，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梁漱溟感到异常震惊。他的性情再次爆发，不顾一切地争取发言的机会，与毛泽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直至有人于会场中高呼“梁漱溟，请你退场！”这才使得这场激动人心的争论草草落幕。

其言辞虽被视作“反动”，却未触及反革命罪行的边界；纵然需要受到批判，亦当给予改正的机会。

三秩光阴荏苒，九旬高龄的梁漱溟回顾往昔，不禁感慨万千，他深情地言道：

昔日，我的态度确实显得颇为不佳，言辞中无所避讳，这让毛泽东先生感到颇为困扰。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不仅未能妥善应对当时情境，更不应当触及他的情感，这无疑是我的过错。纵然他的言辞间或与事实有所出入，就如同我的发言偶尔也会与事实不符，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应当得到理解与宽容。如今，他已驾鹤西去，我心中所涌动的，是深深的孤独与寂寞……

直言“文革”搞糟了

历经毛泽东的争议之后，梁漱溟选择了闭户不出，言论甚少。1956年11月，正当“大鸣大放”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众多好友纷纷劝他公开发表意见，倾诉心扉，但他仍旧保持沉着，决定暂时退居幕后，静观其变。果真如他所料，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众多友人不幸被贴上“右派”的标签，而梁漱溟则幸运地避开了这场风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梁漱溟亦未能幸免于难，其居所遭受查封，无奈之下只得暂时迁往北京鼓楼铸钟厂的两间简陋居所。在政治领域，他更是无辜地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1972年年底，我国全面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梁漱溟先生加入了政协的学习组织，全身心投入了近一个月的深入学习，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猜测，有人甚至议论，梁漱溟与孔子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难以割舍的“阶级情谊”。

梁漱溟终究打破了沉默，连续两日，深入阐述了他对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个人观点。他明确指出：“我对林彪的言行持有批评态度，而对孔子，我则保持一定的保留。”他认为，对孔子的批判实际上是由对林彪的批判所引发的，然而，他并未察觉到林彪与孔子之间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因此，他选择了不对孔子进行批判。至于林彪，梁漱溟认为，他并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其唯一意图，便是图谋政变，企图夺取政权。

三军可夺帅，匹夫志不可夺。

1976年，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在“两个凡是”的阴影笼罩下，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毫无顾忌地指出：“文革”的失误在于其管理手段偏离了法治轨道，过度依赖人治。彼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尚未来临，梁漱溟的发言无疑展现出远见卓识和强烈的震撼力。

1979年伊始，我国首都北京举办了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此次会议中，邓小平同志荣膺全国政协主席一职，而梁漱溟先生亦荣获政协常委的殊荣。晋升至高级职务的梁漱溟先生，在年届八十五之际，于会上再次对“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彼时，虽有不少资深干部在私下里对“文革”的定论产生了疑虑，并对“两个凡是”的指导原则表达了各自的不认同，但敢于在公众面前公然否定“文革”的，尚无人敢为先锋。直至梁漱溟先生毅然成为首位敢于公开发声的勇敢者。

历经十个月的漫长等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期召开，这一时刻标志着我国迈入了全新的历史纪元。在此历史性的时刻，梁漱溟先生荣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之职，他的职业生涯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辉曙光。

1988年6月23日，梁先生在九十五载人生的旅程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禁让人感叹，投身尘世的学者往往难以守护内心的平和，他们或高声呐喊，或满腔激愤，或满心忧伤，或深陷痛苦，这些情绪往往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扰乱了他们的私人生活，甚至可能缩短他们的寿命。梁漱溟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坚守正道，却奇迹般地活到了95岁高龄，这不能不被称为生存的一大奇迹。

外一篇：

梁漱溟以儒家方法应对红卫兵

在诸多政治浪潮中，梁培恕亲眼目睹其父亲始终坚守“不念旧恶”的原则。梁漱溟曾感慨地说：“修身以齐家，正己身为本，而非抱怨命运，责怪他人。这正是儒家修养之道的真谛。”一位昔日的红卫兵领袖后来向梁漱溟诚恳致歉，态度谦卑有加。在他离任前夕，更是特意提醒接替者，切勿对梁漱溟造成任何困扰。

步入耄耋之年的梁培恕与他的兄长梁培宽，自退休之日起，便全身心投入于搜集和整理先父梁漱溟先生的精神遗产。他们倾力打造的《梁漱溟日记》便是这一工作的显著成果之一。这部两卷集的《梁漱溟日记》已由世纪文景出版社在上海书展上正式出版发行。

8月14日，梁漱溟先生之次子梁培恕先生亲临上海长宁图书馆，出席文景艺文季活动，并激情洋溢地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精彩演讲。

8月15日，澎湃新闻的记者依约赴约，与梁培恕先生进行了会面。一见面，梁先生便表达了歉意，希望能缩短会面时间：“昨日的演讲颇为耗力，加之晚间与民盟的旧友们欢聚一堂，兴奋之情难以平复，以致晚归并食用了油腻食物，精神状态略显疲惫。”梁培恕先生在过去二十余年，乃至未来，均专注于整理其父亲梁漱溟先生的资料，“事务繁杂，情况一直如此。”

日记很少写感想

在交谈中，澎湃新闻的记者仅提出了一问：“我之前只听闻，梁漱溟先生在‘文革’期间曾担负起清扫街巷与厕所的重任。查阅他的日记后，果不其然，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而且，他在日记中详尽地记载了每日清扫街道的诸多细节。”

实际上，我们对那条被称为扫地的大街仅略有所闻，却并未深入探究。当时，我们单位正投身于各种运动之中，家兄在北大就读，而我则身处建国门附近，父亲则在新街口。往返于这三地，骑行的路程至少得花费一小时，颇为遥远。以“请假探望父亲”为名，似乎与积极投身革命的姿态不太相符，因此我们尽量减少了对父亲的探望。在文革初期的三四个月里，我与父亲见面的次数也不多。

1966年8月24日，梁漱溟不幸遭遇了红卫兵的首次抄家。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大约在八点钟，一伙红卫兵突然闯入我家中，进行了一场肆无忌惮的抄掠。我的两个儿子在接到电话后急忙返回家中，然而旋即又匆匆离去。随后，政协方面派遣了两批人员，对我与妻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我们的书籍、文稿以及衣物均被带走，家中的物品也遭到多处破坏。自那天晚上起，我们不得不在南屋中央的房间暂时安顿下来。尽管那里灯光过于明亮，影响了我们的睡眠，但总体而言，我们的心境还算平静。”

在梁漱溟的日记中，有关抄家和斗争的详细情况并未得到详尽的记载。“在日记的篇幅里，父亲往往以记账的形式进行记录，对于旁人和事件的深入剖析颇为罕见。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才会略作停留，寥寥数语便提及‘某某人来访’。而他的人生经历，大都是通过备忘录的方式留存，个人心得与感悟的流露则寥寥无几。”

应对红卫兵：少言。

那日，红卫兵首次踏入我的家门，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父亲遭受了批斗，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当时，我正身处机关参加一场会议，突然接到电话，得知太平庄123中学的红卫兵正在批斗梁漱溟，要求我立刻返回。我立刻通知了当地的“文革”小组负责人，随后骑上自行车，踏上了那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归途。抵达家中时已是午后两点，而父亲自上午九、十点钟起便已开始了批斗。当我到达时，政协派出的十几个造反派也已经到来，他们乘坐卡车而来，目的是为了搬运物品。

梁培恕事后方始得知，这一切竟源于政协造反派的举动，他们泄露了太平庄123中学的情况，进而透露了某人的住址。因此，红卫兵们前往对梁漱溟进行批斗，双方的对话却简短至极：“只因对其身份与所作所为并不了解。当时，红卫兵们事务缠身，每日需参与数场活动。”

梁培恕踏入时，庭院显得一片狼藉，几乎无处下脚。被褥、衣物、书籍、报纸、家具和破碎的瓶罐横七竖八地散落一地，原本宽敞的通道已被彻底挤占。

这正是红卫兵最为放纵无羁的时刻，那些原本完好无损的家具与收音机，只因被贴上了“四旧”的标签，便惨遭毁坏，以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狂喜。

往昔，众多红卫兵将他团团围住，追问：“你是否清楚自己犯了何种罪行？”面对质问，我的父亲沉默寡言。我深知他内心必有巧妙的应对之策。

譬如，红卫兵禁止他佩戴眼镜，遂将其眼镜没收。不久，红卫兵取出一物，令其朗读，他回应道：“我视物模糊！”然而，他并未真正失明。最终，眼镜得以归还。总之，面对红卫兵，他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减少言语，避免表现出任何对抗的姿态。

梁培恕立于队列之中，目睹周围人高声呼喊口号，心中所萦绕的却是关于父亲与继母晚间生计的忧虑：厨房的器皿破碎不堪，床榻亦遭损毁，被褥散落户外，满目疮痍。

“我正深思他们今晚的饮食及休憩安排。”幸亏此事并未暴露。

“可以。”

红卫兵头目暗中帮助

历经抄家之劫的前两星期，梁培恕未曾踏足探望父亲，亦未曾与他通话。在那段波澜起伏的日子里，梁漱溟孤立无援，而他在遭受批斗的那日，他的继母竟遭受了暴力袭击，鲜血淋漓，“或许是因为她与邻里之间有些误会，有人趁机报复，揭露了她的过往。然而，我父亲并未遭遇同样的境遇。”

随着岁月的流转，梁培恕终于提笔给父亲寄去一封信。自遭受批斗以来，他被严格限制外出，日常的柴米油盐都难以购置，更别提阅读报纸了，他失去了所有获取信息的渠道。因此，他对于红卫兵的行径已在北京乃至全国扩散的事实一无所知。在信中，我首先向他说明了这种状况的普遍性，并请他不必过分忧虑。

在撰写完这封信之后，梁培恕并未贸然将其直接投递至父亲手中，而是在夜晚悄悄将信件带至继母的妹妹家中，恳请她帮忙转交。面对她的些许迟疑，考虑到她不久前也曾有过类似的协助，梁培恕便请她稍作推迟。在递送信件之时，他还额外附上了一罐六必居的酱菜。父亲阅读完信件后，情绪有所缓解。

梁培恕回忆道，其父梁漱溟在遭遇红卫兵的质询时，展现出了合作与诚挚的态度，以此向他们传递出自己并无敌意的讯息。这一行为成功缓和了双方之间的紧张气氛。

数日后的六七日，两位女红卫兵重返屋内，对老太太的背伤表示关心，询问其是否有所好转。她们急切地想要了解她们经过批斗后的内心想法，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并未对文革表达出任何不满或抵触。老太太的父亲还安慰她的母亲说：“这仅仅是反修防修的风潮所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红卫兵的狂热。”

往昔那位红卫兵的领导者，后来竟向梁漱溟先生坦陈了自己的过失，在与梁先生的对话中，态度尤为谦卑，甚至流露出求教的心态。在告别之际，他向梁先生之父提及自己已更换工作，并提到将由某某接任，言外之意是已做出解释，以免给梁先生带来不便。不久之后，他再次深夜造访，似乎有所言欲吐，却又显得犹豫，似有难言之隐。

不怀恨。

“您且先歇息片刻，毕竟年事已高！”邻居们心照不宣，这番话语实则是为了为他争取到宝贵的休息时光。尽管这不过是简短的一句关怀，却足以体现红卫兵立场可能发生的微妙转变，而邻里间的情感更是瞬息万变。

“归途怅然”。此非庆幸未至彼处，实乃心中涌动的失落感。

梁培恕通过深入阅读《梁漱溟日记》，细致捕捉了其中的诸多细节。他经常告诫我们，研读日记时务必保持耐心，不可因某一篇目的乏味而轻率放弃。他始终坚持，若欲全面了解我的父亲，阅读日记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途径。随着时间的积累，我们便能逐渐领悟其中的精髓。

在《梁漱溟日记》的记载中，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得极为稀少，且大部分情况下，梁漱溟只是简单地提及。可以说，“梁漱溟鲜少对毛泽东发表评论，即便偶尔提及，也多半是以赞颂之辞来表达。”

梁培恕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时，他向父亲吐露心声：“机关内部已经有所传达，八大的会议不宜过于铺张，只需撰写经验总结即可。”听闻此言，梁漱溟心中泛起喜悦。那时，中国正紧随苏联的脚步，抵制着个人崇拜的风潮。他对此情景有所耳闻，便在日记中记下：“毛公堪称德高望重。”然而，他实际上并未真正了解背后的真实情况。

这实质上体现了他基于个人立场，试图对中国进行深刻救赎的努力。若他执笔著述，必定会将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演进，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伟大成就交织一体，并融入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的意图在于主要表达内心深处的思考和感悟，而非仅仅局限于党派宣传的范畴。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波涛汹涌，梁培恕见证了父亲始终秉持着“不怀恨在心”的处世原则。然而，他却直言不讳地表示：“纵使我深知阶级斗争的深刻道理，但请允许我坦诚相告，仇恨的情感在我内心深处并未滋生。”

梁培恕曾言，在他父亲看来，人与人之间如同一条纽带，情感亦能相互流通。正如儒家所教诲，“先正己身，而后正他人”。在这种独特的情境之中，重中之重在于理解如何首先端正自我，审视自身的反应，并以积极的方式去影响他人，而非深陷于抱怨的泥淖。这正是儒家所推崇的修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