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研究生学历，政治学博士

学者，作家，诗人

委内瑞拉的现状，并非源于“恶人”的贪婪与腐败，恰恰相反，它源于那些怀抱道德激情的“好人”。在正义感至高无上、平等被视为唯一信仰的时代，即使是恶，也可能在善意的引导下被化解。然而，历史上无数通向悲剧的道路，往往是由坚定不移的道德激情所铺就，而恶往往只是不幸的产物，而非最初的初衷。遗憾的是，一旦恶的种子被播下，它便会形成愈演愈烈的漩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多的恶来掩盖。因此，我们目睹了委内瑞拉人民仿佛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梦之中，持续下沉。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道德激情的固执。时至今日，许多生活困顿的委内瑞拉人，家中仍悬挂着查韦斯的画像，在马杜罗组织的集会上，他们依然为其欢呼鼓劲。拉美民调显示，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程度还不够”，而全球许多年轻人都正迅速转向左翼，这似乎预示着“21世纪的社会主义”正方兴未艾。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聚焦于智利。而今，我们转向探讨另一位拉美伙伴——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虽然同属拉美大家庭，但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智利在迈向民主转型的道路上，经济亦取得了显著进步；而委内瑞拉则在民主制度崩塌之际，遭遇了经济灾难。对这两个国家的对比分析，无疑将为理论与实践带来诸多宝贵的启示。

当代经济噩梦

在上一堂课中，我们探讨了智利自转型以来取得的显著成就：其经济实力已从拉美地区的中下游水平攀升至领先地位，贫困率亦由46%锐减至3.7%。反观委内瑞拉，情况恰成反比。当查韦斯于1999年上台时，该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位居拉美之巅。然而，时至今日，二十年后，委内瑞拉的经济已陷入困境，贫困率飙升至惊人的90%。

在这片经济荒芜之地，委内瑞拉的官方GDP数据难以揭示其真实状况。自2015年起，随着经济的崩塌，政府便停止了GDP数据的发布，仿佛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掩耳盗铃。然而，网络上有句流行语言简意赅：世间有三样东西无法被掩藏——喷嚏、爱情与贫困。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以下数据或许能给出一些线索。

通货膨胀之剧，2018年委内瑞拉的情形令人瞠目结舌，IMF估算其通胀率竟高达100万百分比。这意味着货币几乎丧失了价值。那时，月收入仅能购买两盒鸡蛋，而三个月的收入才能买一瓶橄榄油。因此，委内瑞拉民众宁愿将钞票用作厕纸，也不愿购买厕纸，因为厕纸的价格远超货币。CNN的一名记者在2018年为了提取现金，一天内花费了4小时、跑遍4家银行，才成功取出1万玻利瓦尔，而当时100万玻利瓦尔仅能换得一杯咖啡。

更令人忧虑的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超级通胀都呈现爆发迅速、消退亦快的特征。然而，委内瑞拉的超级通胀自2016年左右爆发以来，至今已持续超过四年，尚未有结束的迹象。在我备课过程中，特意查阅了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8月，通货膨胀率依然高达2,000%以上。这无疑成为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通胀之一。

在通货膨胀之外，难民统计数据同样值得关注。提及难民，人们往往联想到叙利亚、也门、阿富汗等饱受战乱的国家。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难民危机正发生在委内瑞拉，其规模与叙利亚相仿。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叙利亚内战迫使480万难民流离失所，而委内瑞拉在2019年底已有460万人，占总人口的16%逃离家园。委内瑞拉的医疗工作者在哥伦比亚打工，律师在秘鲁做清洁工，老人和儿童在墨西哥街头乞讨，此类事例屡见不鲜。在和平时期出现如此庞大的难民群体，委内瑞拉的情况堪称独特。

即便委内瑞拉政府未对外公布GDP数据，事实的真相终究无法被掩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自2013年至2019年间，委内瑞拉的实际GDP缩水幅度高达65%，这一比例几乎等同于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最剧烈的经济萎缩，仅略逊于内战时期的利比里亚。这些数字的背后，承载着无数人的悲欢离合。2017年的一项调查揭示，高达63%的委内瑞拉民众因饥饿而体重下降，平均减重超过23磅。因此，当地民众戏称，“马杜罗餐”为史上最具成效的减肥套餐——马杜罗，即他们的现任总统。

在我所接触到的众多新闻报道中，有两则尤为令我震撼。一则报道指出，委内瑞拉的小学校门前，救护车的尖锐鸣笛声不绝于耳，原因竟是学生们因饥饿而频繁晕倒。另一则报道讲述了一位需要接受癌症手术的老太太，面对医生的告知，她得知自己必须自行携带手术所需的全部用品，包括绷带、药物、麻醉剂和消毒剂，因为医院中早已一物难求。这种荒诞的场景，即便是在最离奇的小说中也难以想象。

查韦斯的“21世社”蓝图

显然，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事态至此？为何曾一度富甲拉美的国家，在短短二十载间，经济却陷入崩盘？委内瑞拉，一个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尤其是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许多人或许不知，它是全球石油储量最丰的国家，其储备量甚至超过了沙特阿拉伯。正是这一优势，使它在70年代后迎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油田，就像是源源不断吐出财富的地下“提款机”，然而，即便拥有这样一座看似取之不竭的“提款机”，委内瑞拉的经济却为何走向了衰败之路？

这就必须从一个人讲起：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韦斯。查韦斯，何许人也？一言以蔽之，一个左翼民粹主义者。这个人是个贪污腐败的窃国贼吗？其实不是。不但不贪，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同情心爆棚的现代罗宾汉。他曾说：“每当目睹社会的不公，看到孩子们因饥饿而离世，我都会感到极度悲痛。”他的一生，都是在与“社会不公”作斗争的历程。

委前总统查韦斯

1992年，还是一个普通军官的他，因为对委内瑞拉的贫富悬殊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充满怨恨，加入了一场政变。政变失败了，当时，他作为军人代表在电视直播中表示：“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实现目标，我对此次失败负有全部责任。”事件之后，他被监禁。尽管如此，全国民众都铭记了那张年轻而勇敢的面孔。1994年，当新总统宣布特赦他出狱时，他受到了民众如英雄凯旋般的热烈欢迎。到了1999年，人们干脆摒弃了传统政党，以压倒性的支持将他这位现代的罗宾汉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如今，他终于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束缚，得以大刀阔斧地实施自己的经济愿景。他将这份愿景命名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肩负的使命是：打击豪强，扶持弱势群体，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正如查韦斯所言，就是要挑战特权阶层，将权力归还给广大民众。为实现这一愿景，查韦斯一方面对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公司PDVSA进行改革，确保石油收益归入国库；另一方面，利用石油收益投入大量社会项目，帮助弱势群体。他巧妙地一手掌握财政，一手发放援助，操作自如，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我简要列举几个此类社会项目，您便能领会我为何将查韦斯誉为“现代罗宾汉”的道理。

首先，我们来看Mission Mercal。这项计划究竟有何作用？它是一项专为贫困人群设计的食品补贴项目，旨在确保他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优质的食品。据悉，全国范围内已有1.6万家商店参与其中，在高峰时期，该项目甚至吸纳了超过8万名工作人员，让超过1000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其次，便是“巴里奥·阿德内尔”计划，即“深入贫困社区”的医疗援助项目。旨在缩小医疗资源分配上的贫富差距。据报，已建立起数千家社区医疗诊所，在项目高峰时期，超过三万名医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乏一万多名来自古巴的外援医疗人员。

第三，便是“Mission Robinson”。这是一项旨在为贫困群体提供教育扫盲的公益运动。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我国政府调动了大量士兵，他们深入边远地区，逐户走访，广泛推广识字教育。

第四，便是“Mission Zamora”。这一项土地改革工程，不仅实现了农村土地的广泛再分配，更是将城市贫民窟中那些“临时搭建”的住房全部纳入了产权确认的范围。类似的项目不胜枚举，由于时间限制，我无法一一详述。然而，仅从这些案例中，大家便能窥见查韦斯总统那颗始终不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这些项目不被既有的官僚集团颠覆破坏，查韦斯还专门成立了无数的“社区委员会”，在农村是数十家一组，在城市是数百家一组，让普通民众加入这些社区委员会，由他们来参与决策，决定政府分配的资源怎么用，并监督官员是否公正、清廉。截至2010年，全国成立了大约两万个这样的“社区委员会”。除了“社区民主”，查韦斯也特别强调“企业民主”。用他的话来说：“工人在工厂辛勤工作，却对公司的运营一无所知，这是不合理的！生产计划是什么？如何管理？资源如何分配？……整个生产流程都应由工人来掌控！”

在经济领域，查韦斯致力于扶持弱势群体，打击豪强势力；在政治层面，他积极推动基层民主，打击官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查韦斯以不畏强权的姿态，成为了对抗美国的“反美斗士”。他曾在电视上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将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贬为“魔鬼”与“蠢驴”，将布莱尔斥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此同时，与他并肩作战、敢于向美国挑战的阿萨德被称作“兄弟”，穆加贝被誉为“自由战士”，而卡扎菲则成为了他心中的“革命烈士”。

正是这些激进的左翼理念与举措，使得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广受欢迎，赢得了无数民众的拥护。1998年，他以黑马之姿赢得大选，随即成为无数委内瑞拉人心中的精神领袖。此后的15年间，除了参与一次公投和一次议会选举，查韦斯及其支持者几乎在所有其他选举和公投中获胜。即便那次公投结果不尽人意，也被后续的公投所修正。

在此过程中，查韦斯愈发赢得了底层民众的衷心拥护。1998年，他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了16%的领先优势；到了2000年，这一优势攀升至22%；2006年，更是高达26%。即便在2012年，他公布癌症消息后仅以11%的微弱优势获胜，但这已足以证明民众对他那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对于一个体力已难以支撑的人，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堪称至深。2013年，查韦斯离世之际，成百上千万民众守候了十几个小时，泪流满面，只为送他最后一程。即便在他去世数年后，查韦斯模式已陷入困境，2017年的调查依旧显示，高达79%的委内瑞拉民众将他视为“最爱的总统”。

不但在国内深受爱戴，查韦斯在国际上也“粉丝”无数。美国政治家桑德斯曾表示：“现在是委内瑞拉更可能实现美国梦。”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则认为，查韦斯“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更好的道路，它叫作社会主义、叫作社会正义”。查韦斯去世时，好莱坞演员西恩·潘写道：“全世界贫困人群失去了一位引领者。”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则沉痛地说：“我为一位真正的英雄感到哀悼。”

委内瑞拉为何陷入困境？

这位被誉为“穷人的向导”和“真正的英雄”的人物，为何让委内瑞拉陷入了经济困境？有人或许会辩称，查韦斯于2013年离世，而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则是在2014年爆发，因此问题应归咎于他的继任者马杜罗。然而，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原因在于，马杜罗在经济政策、外交立场以及政治立场等方面，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志。事实上，马杜罗是查韦斯亲自培养的，从担任议长、外交部长到副总统，最终成为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因此，尽管查韦斯已离世，但查韦斯的思想和政策仍在继续。

马杜罗

自然，马杜罗虽承袭了查韦斯的遗愿，却未能拥有其个人魅力，最终沦为查韦斯的一个拙劣模仿者。然而，这两位领导者的真正差异并非在于个人魅力，而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国际石油价格。查韦斯所采用的“左取右予”的经济策略之所以能够维持，得益于他在位期间恰好遭遇国际油价的显著攀升。不妨查阅下一页的国际油价走势图，便可发现，1999年他上台时，油价约为每桶20美元，而到了2013年他离世之际，油价已攀升至约110美元，最高峰时甚至触及170美元。相较之下，马杜罗则未能享受这样的好运，他一上任，国际油价便开始持续下滑，从110美元左右跌至目前的40美元左右。不幸的马杜罗，接手了查韦斯举办得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中早已空空如也。

1990年至2020年间的国际油价走势图（数据来源：Macrotrends网站）

得益于查韦斯非凡的运气，其任内推行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曾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时的“刺激”作用。短期内，经济数据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000至2013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800多美元攀升至12,000多美元，贫困率亦从23%降至8.5%。总之，一切似乎都蒸蒸日上，正是在这一时期，桑德斯、科尔宾等人士纷纷为查韦斯开创的“21世纪社会主义”新篇章献上赞誉。

然而，好运并非恒久长存。实际上，在油价暴跌席卷国际市场之前，即便查韦斯仍健在，通货膨胀、经济短缺以及私营部门衰退等一系列“民粹主义经济征兆”已悄然浮现。查韦斯引以为傲的政策之一，便是通过补贴确保穷民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得食品。然而，到了2011年，委内瑞拉的食品价格已飙升至2003年的九倍，而平均工资的涨幅却不足40%。贫困率和犯罪率亦随之攀升。在某种程度上，查韦斯不幸早逝反而是一种“幸运”，因为命运并未残酷地让他目睹自己的革命事业彻底瓦解。

国际油价的下滑虽标志着“查韦斯主义”的转折点，却非其崩溃的根本原因。原因显而易见：全球石油生产国众多，但鲜有国家如委内瑞拉遭遇如此重创。即便俄罗斯，尽管国际油价下跌削弱了普京的经济神话，但俄罗斯国内的影响仅限于真实收入水平的停滞，而非GDP锐减65%的灾难性后果。回顾上节课的内容，我们提及智利，其支柱产业铜业同样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然而，得益于智利长期实施的反周期财政策略，以及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远见，智利在市场波动中依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至于马杜罗不断提及的美国制裁，虽然并非决定性因素，但石油制裁自2017年左右才开始实施，而那时委内瑞拉经济已深陷困境。此外，委内瑞拉也积极寻求多种途径规避石油制裁。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源，实则在于其固有的经济理念，而非外部压力。为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这一宏伟目标，查韦斯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教科书错误的经济政策。首先，他采取了过度开支的策略，如同坐吃山空，认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委内瑞拉的社会支出持续攀升，直至那台“地下取款机”突然失灵。毕竟，中奖的幸运儿不可能永远好运连连。其次，他大力推行国有化，对民营经济造成重创。在石油产业衰退之际，若其他行业和企业能够填补空缺，经济或许尚能维持。然而，查韦斯却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的活力。据统计，查韦斯政府接管了千余家企业与农场，其收购价格往往远低于市场价值；未被接管的企业，也因政府繁复的管制政策而倒闭或自行关闭，例如政府强制要求企业低价销售商品、不断上调最低工资、强制推行企业“民主化管理”、要求银行提供“社会性贷款”等。总之，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有报道指出，1999年委内瑞拉拥有49万家私人公司，但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锐减至28万家。最后，查韦斯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例如，他坚决要求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让股权时，他下令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征收了这两家公司。

马杜罗执政期间，其经济民粹主义策略愈发激进。上任伊始，他在经济领域的首要举措即是启动所谓的“经济战争”。何谓“经济战争”？简而言之，即禁止商家和企业调高价格。依据其理论，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源于贪婪的资本家囤积商品，意图破坏社会主义变革，因此，缓解危机的策略便是控制物价上涨。若商家坚持涨价，政府将派遣军队“接管”商店。

大家不妨思考一番，一边是生产成本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另一边则是商品价格受限，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商店纷纷倒闭。这使得委内瑞拉的物资短缺问题愈发严重。在我阅读相关报道时，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排起长队购买商品。然而，政府认为超市门口的排队场景有损国家形象，因此想出了诸多限制排队的措施。例如，排队只能在超市的后门或车库进行，或者人们需按照身份证号码轮流出门排队，如尾号为1的人周一排队，尾号为2的人周二排队，如此种种，可谓荒诞至极。

乌托邦主义推演政治独裁

时常听闻一种论调，即查韦斯主义的问题并非源于其经济模式，而是查韦斯与马杜罗趋向政治集权所致。换言之，即便政策初衷良好，却因糟糕的执行而成效尽失，宛如佳肴因烹饪者技艺不精而变味。然而，我对此观点持有异议。诚然，查韦斯和马杜罗的领导风格逐渐趋向威权，且这一趋势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并行发展。但究其因果关系，并非威权政治颠覆了经济规划，而是经济规划的失误导致了威权政治的加剧。

诸如贪婪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家、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幕后操盘手、为美帝国主义辩护的媒体等。而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的批评者，在他们眼中，无一不是维护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阶层”。因此，为了所谓的“人民福祉”，压制这些强大而邪恶的力量，似乎成了不得不做出的“无奈之举”。这如同要让一块石头持续向上滚动，必须施加强大的推力。

自查韦斯掌权以来，他运用多种手段削弱其反对势力。2000年，他所支持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使得议会沦为象征性的机构。实际上，为了规避议会的制约，总统曾四次获得授权实施“政令统治”。所谓“政令统治”，即总统得以无需议会同意便制定公共政策。简言之，议会周期性地自我削弱，以促成查韦斯对权力的绝对掌控。

搞定了立法机构，再来搞定司法机构。查韦斯一上台，就对司法系统展开了“大换血”，无数法官被解职。为了让最高法院臣服于执政党，查韦斯把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从此保证了最高法院的政党忠诚。此后，面对司法系统，查韦斯可以说如履平地。对付不听话的市场媒体，政府也有各种办法：拒绝续发营业执照、处以罚款、提起诉讼、禁止国有企业投放广告，以及对支持政府的电视台提供补贴等。

这些方法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那些记忆力强的朋友或许已能回想起，我之前提及的一个术语——受限民主。在查韦斯执政时期的委内瑞拉，便是一个受限民主的鲜明例子。然而，自2009年左右起，绝大多数国际政治体制评估机构已不再将委内瑞拉归类为“民主政体”，即便它是不自由的民主形式。

然而，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所展现的，其权力不仅源于对异见的压制，更在于对民意的有效把握。查韦斯的集权之路，亦同样根植于强大的民意支持。2002年，当反对派试图发动政变时，查韦斯的拥护者们迅速走上街头，身着红T恤，将委内瑞拉的街头巷尾染成一片红色海洋。2004年，面对反对派提出的“总统召回”公投，近60%的选民选择支持查韦斯，保留他的职位。2009年，通过另一次宪法修正案的公投，民众再次赋予了他连任总统的权力。综上所述，查韦斯并非孤行独断的“独裁者”，而是在民众的崇拜中，被推上了神坛。当政治领袖的权力以道德的光环环绕，其感召力便无往不利。

马杜罗缺乏查韦斯那般的人格魅力，因此，他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手段。自查韦斯逝世以来，2015年，反对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委内瑞拉似乎迎来了变革的契机，许多人预期这个国家将摆脱查韦斯主义的束缚。然而，马杜罗利用最高法院剥夺了新议会的权力，并组建了一个顺从的议会。2016年，反对派发起了针对总统的召回公投，但这次，马杜罗掌控的选举委员会却中止了公投。到了2019年初，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宣布成立新政府，却未能获得军队的支持。核心的反对派领导人要么被捕，要么被迫流亡境外。

为何马杜罗能够如此轻松地独揽大权？这并非仅因其政治手腕娴熟，还得益于查韦斯为全面掌权预先打下的基础。有人将马杜罗视为独裁者，将查韦斯奉为民主英雄，但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当马杜罗运用最高法院削弱新议会的立法职能时，其成功之处在于查韦斯对司法体系的早期控制。马杜罗在面对新议会临时组建的“制宪议会”时，不过是模仿了查韦斯1999年的举措。面对经济危机如此严重，军队为何仍未倒戈？原因在于查韦斯在军队中布下了众多亲信。马杜罗与查韦斯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分歧，他们一个是种树者，另一个是享受荫凉者。

令人称奇的是，众多国际观察者预判经济危机将导致马杜罗政府倒台，然而他却巧妙地将经济困境转化为政治优势。这是为何？因为在极端物资匮乏、政府掌控稀缺资源供应的情况下，资源的分配变成了政府用来操纵民众的工具。自2016年起，马杜罗政府每月向困境家庭发放一篮子救济食品，尽管援助微不足道，但对于众多家庭而言，这却是唯一的生命线。为了保住这唯一的援助，大量民众变得更加顺从，甚至满怀感激。有报道指出，一位逃离委内瑞拉的医生回忆说，政府明确要求，不投票支持政府的医生不得为其提供医疗服务。

海妖塞壬的歌声

委内瑞拉的发展历程究竟如何？虽然这一过程始于查韦斯时期，但问题是否归咎于他个人的贪污？事实并非如此。查韦斯生活朴素，工作勤奋，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始终保持着清廉。他对基层民众怀有深厚感情，基层民众亦对他充满敬爱。若您当时身处委内瑞拉，通过电视屏幕，您会看到他频繁出入工厂和农田，与普通民众亲如一家，与他们同歌共舞。当他表达“见到挨饿的儿童，我会流泪”时，他的真诚不容置疑。

委内瑞拉的现状，并非源于“恶人”的贪婪与腐败，而是源于“善者”的道德热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平等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恶的门槛亦能被善意的双手推开。在历史长河中，无数通向悲剧的道路，均由坚定不移的道德热情铺就，而恶往往只是意外之果，而非初衷。令人遗憾的是，一旦恶的种子播下，便会形成愈演愈烈的漩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多的恶来掩饰。因此，我们目睹委内瑞拉人民仿佛陷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噩梦，持续下沉。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道德热情的根深蒂固。时至今日，许多家徒四壁的委内瑞拉人，家中仍悬挂着查韦斯的画像，在马杜罗组织的集会上，仍有无数人为其高声欢呼。拉美民调显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程度还不够”，全球众多年轻人也在迅速转向左翼，似乎“21世纪的社会主义”正方兴未艾。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那则广为人知的希腊神话。在那段传说中，海妖塞壬的歌声犹如天籁之音，美妙得令人陶醉，所有途经的船员无不为之倾倒，在歌声的诱惑下触礁沉没。正是因此，当奥德修斯航行至那片海域时，他明智地让人将自己严严实实地束缚，确保航线不偏不倚，方才得以平安渡过。从某种角度来看，委内瑞拉的故事恰似一部现世的希腊悲剧。塞壬的歌声太过诱人，人类屡次为其所惑，以至于触礁沉没，而每一艘沉没的船只，都如同对人类理性傲慢的深刻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