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赫鲁晓夫，人们可能都知道，他是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之后执政长达10年之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他曾以无情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挑起国际共运大辩论，以及蓄意制造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闻名于世；也因口无遮拦、举止随意、鲁莽滑稽等鲜明的个人特色而全球著称。

但你或许不知道，赫鲁晓夫在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还在苏联国内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改革——“玉米运动”。这场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玉米种植热潮，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巨、影响之深，在世界农业史上都前所未有。

赫鲁晓夫赋予这项运动重大的现实意义，认为这是解决苏联农业困境的良方，具有弥补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奇迹效应，甚至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竞争的绝对保证，是一项“壮国威保胜利”的伟大实践。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农业改革最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宣告失败，他也因此成了人们口中的笑柄，被戏称为“玉米棒子”。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赫鲁晓夫大力推广玉米种植？这场本应利国利民的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战后初期，苏联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其中农业是最落后的部门。受传统耕作方式限制，苏联主要农作物只有小麦、马铃薯和玉米三种，且小麦播种范围最广、产量最高，而玉米种植仅限于乌克兰、北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等南方地区。

斯大林时期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国内农产品既无法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也难以支撑工业发展需要。据统计，50年代初苏联粮食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水平，单位面积产量更是仅为欧洲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斯大林的主要农业顾问李森科坚持“春小麦增产论”，认为通过春化处理南方冬小麦就能迅速提高产量。但在对小麦种子进行一系列“无产阶级春化处理”后，却导致小麦持续减产。这种伪科学做法使苏联农业困境雪上加霜。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赫鲁晓夫是最早倡导扩大玉米播种面积的领导人。从世界粮食作物发展趋势看，扩大玉米种植确实是提高产量的重要途径。执政后，他便开始推行以扩种玉米为核心的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认为，解决农业困境的关键在于发展畜牧业，而饲料短缺是主要障碍。玉米作为优质青贮饲料，其潜力巨大。他坚信：“玉米这个粗壮的作物蕴藏着发展畜牧业的巨大潜力。对每个苏联家庭来说，玉米就是牛奶和大油。”

早在乌克兰任职期间，赫鲁晓夫就根据当地经验推广玉米种植。1949年采用“方形穴播法”，一次性扩种200万公顷玉米并获得丰收，这为他赢得了“农学家”的美誉。调任莫斯科第一书记后，他先在自家别墅菜园试种成功，后在郊外集体农庄试验也获佳绩，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心。

1959年访美期间，赫鲁晓夫参观加斯特农场，目睹北美大平原的玉米丰收景象，并了解杂交玉米技术，这更加深了他推广玉米种植的决心。他认为：“只有开垦荒地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只有扩种玉米才能解决畜牧业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思想素质都会提升，社会主义才能战胜资本主义。”

在赫鲁晓夫的大力推动下，苏联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玉米种植热潮。从哈萨克斯坦到西伯利亚，从乌克兰到楚科奇半岛，玉米种植面积从1953年的350万公顷飙升至1962年的3700万公顷。

社会各领域都卷入这场“玉米革命”：农业部创办《玉米》科学杂志；乌克兰成立玉米研究所；莫斯科展览馆设立玉米展厅；农业机械部门研发专用设备；文化领域出现玉米主题电影、歌曲和舞蹈；甚至有人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改成了“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玉米化”。

然而现实残酷：许多地区玉米非但没有高产稳产，反而大幅减产。1963年，全国62%的玉米颗粒无收，不仅无法保障饲料供应，还挤占了小麦等主粮种植面积，威胁粮食安全。

这场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忽视客观条件：苏联大部分地区气候条件不适合玉米生长，特别是西伯利亚等寒冷地区。1955年后扩种的许多土地本就不适合玉米种植。

二、科技支撑不足：当时苏联农业科技水平有限，化肥供应短缺，难以满足玉米生长需求。

三、领导方式错误：赫鲁晓夫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强行推广，缺乏科学论证。他的试验规模小、时间短，却要将个别经验全国推广，表现出严重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玉米热潮逐渐消退。这场运动不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也使赫鲁晓夫在民众中威信扫地，最终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是打破传统的改革者，但他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这场“玉米运动”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启示：任何改革都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立足实际情况，否则必将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