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把自己名字写进定理的数学家，却让两座城为“到底是哪里人”争了几十年。1983年以前，他算镇江市人；1983年3月以后，一纸行政调整，他又成了常州金坛人。更让人抓耳挠腮的是，一封亲笔回信里，他说自己“生在金坛，祠堂在丹徒”，父亲是丹阳访仙桥人，母亲是孟河人。所以问题来了：出生地、祖籍地、宗族祠堂、行政区划，哪个才是“根”？先别急下结论，这个故事不只是一道地理选择题。

金坛一方说：人是在我们这儿出生、长大、成才的，认定“金坛人”没错。丹阳一方不服：根在访仙桥，祖籍在丹阳，这份血脉不是说丢就丢。还有人提醒：别忘了丹徒的祠堂和母系的孟河，认定太快就容易“漏项”。争到这儿，谁都有理，谁也不肯让。更添火的是，1983年3月前，他不管金坛还是丹阳，都归镇江；3月后，金坛划归常州，牌子一换，身份标签跟着变。至于那封1984年的回信到底说了什么，马上揭晓，但先把时间线理顺。

先从老家说起。他父亲华瑞栋，丹阳访仙桥人，小时候随父母迁到金坛，十三岁学做生意，在金坛清河桥东堍头开了家叫“乾生泰”的杂货店。1910年11月12日，他四十岁晚得贵子，华罗庚在金坛出生。这个小家庭靠杂货铺过日子，孩子在金坛从小长到大，二十岁前一直在这里读书、生活，地气十足。1925年，华罗庚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辍学回家，帮父亲看店；金坛初中里一位留法学物理的老师王维克点他开窍，把他往数学这条路上领。从店铺的算盘，到纸上的公式，一步步走稳。1929年，他在上海《科学》14卷发表第一篇论文，讨论施图姆定理；1930年，又在《科学》15卷2期发文，指出苏家驹的五次方程解法站不住脚。就在大家还在议论“一个店伙计也能写数学论文？”时，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破格请他进校图书馆当馆员，给他一条通往学术的正路。

看起来路顺了，实则考验才刚开始。他在清华一边工作一边啃书，白天看馆，夜里啃论文，像剥洋葱一样把难题一层层拆开。靠着苦学加天赋，名气越来越大。1936年，他被推荐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英国数学界把他和印度“天才型选手”拉马努金相提并论。在剑桥几年，他至少写了十五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关于高斯的研究让国际同行眼前一亮。1937年，他学成回国，当上清华数学系正教授。很快，抗战爆发，学校南迁，他跟着老师同学去了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教到1945年。这段时间，他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堆垒素数论》，把中国人的名字牢牢写进世界数论史。1947年，这本书出了俄文版，后来又被翻成德、英、日、匈牙利和中文版。1948年，他受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正教授，待遇优厚，学术平台宽。有人以为，走到这一步，“哪里人”的争论就该消停，毕竟国际舞台上看的是本事不看户口。但反方马上说：人往高处走，根往深处扎，祖籍和出生地一样重要，地缘归属不是可以忽略的脚注。金坛的街坊还记得清河桥东堍头的小店，丹阳的乡亲也认得访仙桥的祖屋。你说“哪里人不重要”，他们会问：那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往哪搁？

真正的反转在1950年和1983—1984年的时间节点。1950年1月，他放下美国的高薪职位，写下《致美留学生的公开信》，从伊利诺伊回到北京，之后在清华、中国科大、中科院一路任职，从教授、副校长、所长到中科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跑基层、讲科普，带学生、立方法。他开创了中国学派的路子，“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算子”“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等都把他的姓刻进了书里；陈景润、王元、潘承洞、万哲元、陆启铿、段学复等一批后辈接续上来。接着是身份线的关键：1983年3月前，不管你叫金坛还是丹阳，行政上都归镇江；3月之后，金坛划归常州，地缘标签发生改变。同年11月10日，丹阳来信询问“到底哪里人”；1984年7月17日，他亲笔回复：父亲是丹阳访仙桥人，母亲是孟河人，他本人生在金坛，祠堂在丹徒。一句话把前面的伏笔都串上了：出生地在金坛，祖籍在丹阳，宗族在丹徒，母系在孟河，行政归属还随时代变化。原来的“非此即彼”，突然成了“此亦彼”。而在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主题报告时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当晚10时9分离世，把最后的讲台留在了世界的目光里。

有人说，他走后争论就该平了，事实并不。表面看，纪念如潮：金坛中学改名为华罗庚中学，建起华罗庚纪念馆；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把他列入“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丹阳这边也没闲着，访仙的故居在2007年被认定为市级文保建筑；2019年3月，他的小女儿华密和丈夫到访仙寻找祖父华瑞栋的居所，她说“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根”，还在故居留言“永远铭记父亲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将它薪火相传”。看上去皆大欢喜，背地里分歧更深：有人坚持“出生地优先”，说他在金坛出生、成长、立业开端都在那儿；有人强调“祖籍为本”，认为丹阳访仙桥是根基；还有人举起“祠堂和宗族”的牌子，说丹徒有宗法意义；更有一派把“1983年3月行政区划变化”当作法理依据。这些立场像是几条河，汇流到一处却各有脾气。意外的障碍也出现了：纪念做得越多，谁的叙事就越响，一不留神就变成“名人属地赛跑”。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不是小事，它牵动着城市荣誉、文化认同，也折射我们如何讲述科学家。是只抢标签，还是把精神落地？是只问“哪里人”，还是多问“做了什么”？答案不该只在牌匾上。

按正方的说法，标签越清晰越好，一个人最好只归一个地方，这样宣传方便、口号响亮。那就夸一句：这招真省事，连他本人的回信都可以只挑对自己有利的半句，另一半当没看见。问题是，出生、祖籍、祠堂、母系、行政归属，他都明明白白写在纸上，你非要塞进一个框，框看着整齐，故事却被弄扁了。你说抢到“哪里人”就赢了，那他在剑桥的十五篇论文、在西南联大的课堂、在1950年的归国选择、在基层的科普讲座，又该算到哪个地方的账？这逻辑拧到这份上，只好假装再夸一句：会算账的人真多，就是不肯算精神账。

如果标题问“华罗庚到底是金坛人，还是丹阳人”，你选出生地，还是认祖籍？还是干脆按他本人在1984年的回信，把金坛、丹阳、丹徒、孟河一起认？一边是地方荣誉，一边是科学精神；一边要简单标签，一边要复杂真实。该不该让“哪里人”的争论，给“做了什么”的价值让路？欢迎说说你的标准，别只选立场，也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