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军队授衔之际，担任过红六军团军团长、八路军120师副师长的萧克，荣获上将军衔。这一消息传出，许多人不禁感到惊讶，因为相较于其他担任八路军副师长的将领，萧克的军衔显然显得偏低。

在那时，八路军麾下共有三位正师长和三位副师长，他们分别是林彪、贺龙与刘伯承。副师长一职则由聂荣臻、萧克以及徐向前担任。然而，在后来的授衔仪式上，这六位将领中，唯独萧克未曾被授予元帅军衔。

萧克对授衔之事，并未有过分感触。他后来曾坦陈，在历史长河中，自己曾三次误入歧途，这或许正是影响其授衔的主要因素。

1929年6月站错队第一次。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军委下令对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及党委成员进行重新选举。在此过程中，众多代表将选票投给了陈毅，唯有林彪等少数人将票投给了毛主席。

最终，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而毛主席未能当选，面临离别他亲手缔造的红四军。毛主席内心的失落与沉痛不难想象，一怒之下，他毅然前往“漳州”修养身心。

此次抉择，对那些年轻的红军将领而言，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彪毅然投下支持毛主席的一票，并在之后特地致信毛主席，表达了自己不支持其离任前委的决心。

毛主席对林彪在困境中所表露的肺腑之言深感触动，因此，在之后的日子里，毛主席多次赋予林彪重要的职责，这其中亦含有这层原因。

陈毅同志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便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相关情况。当时主管党内军事工作的正是周恩来同志。听闻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并非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感到十分惊讶。他随即指示陈毅同志，务必将毛主席请回，让他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

1929年12月，在红四军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亦即历史著称的“古田会议”期间，毛主席再次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从而重新握住了红军的指挥权。

萧克在投票环节选择了陈毅，然而以我们今日的视角来看，他显然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这等于是做出了一次错误的决定。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红四军而言，毛泽东同志担任前委书记，掌握军事指挥权，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1935年站错队。

在中央苏区，萧克曾先后担任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等职务。1934年，他率领红六军团作为先锋部队西进，旨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实现会师。两军成功会师后，萧克便成为了贺龙的重要助手。

1935年，当红二、六军团即将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之际，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物张国焘派遣代表前赴迎接。该代表与红二、六军团的领导进行了交流，明确表示中央红军北上之战略方针是错误的，而南下之路则是正确的。

自萧克远赴中央苏区之外已久，与党中央的沟通亦日渐稀疏，以致对局势的具体状况知之甚少。故此，当张国焘提出其说辞之际，萧克未便发表己见。

当时的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与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明确表态，坚定支持毛主席的领导，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坚信唯有北进才是唯一的正确道路。

萧克选择了缄默不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意识到，这或许是他的第二次误入歧途，站错了立场。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然而，面对中央红军人数与装备的相对不足，张国焘萌生了军阀心态，意图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对于张国焘的这一野心，党组织坚决不能容忍。

对于这一情况，张国焘心中并不甘愿，他甚至萌生了“另立中央”的念头。

1960年，美国知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与毛主席对话时，曾提问：“在你的一生中，哪段时间最为艰难？”

毛主席答道：“那是在1935年长征征途之中，发生在草地与张国焘同志之间的一次激烈斗争。彼时，党内危机四伏，分裂的阴影笼罩，甚至有酿成前途未卜的内战的危险。”

最终，尽管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图谋未能得逞，但对我党而言，那个阶段依旧堪称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刻。

在关键时刻，萧克不幸选择了错误的一方，这无疑会对他的授衔产生深远的影响。

1958年后，萧克为何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肩负重任，被任命为军训部部长。军训部肩负着制定全军军事训练计划的使命，负责组织军队条令条例的编纂，并积极筹备陆军大学的组建工作。

在萧克的领导下，他们精心筹划，草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初步草案，并将其提交中央审阅。1951年，彭德怀将军从朝鲜战场返回国内，萧克便指挥华北军区一支部队，为其进行了生动的实地演示。

彭德怀满意地说：“就这么办。”

1955年，训练总监部应运而生，刘伯承将军出任部长一职。随后，刘伯承将军遵命创建军事学院，而叶剑英将军则肩负起训练总监部的重任。至1957年，鉴于叶剑英将军事务繁重，萧克将军接替其位，正式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

彼时，我国与苏联的友谊深厚，彼此亲切地互称“老大哥”。在军队训练领域，我们借鉴苏联的经验，推行了一系列正规化建设。虽取得了一些成绩，却也面临诸多挑战。

1958年，反教条主义浪潮愈发汹涌，彭德怀勇于挺身而出，对萧克及刘伯承等一众将领发起批评。他直言不讳：“总参撤销了我国国防部长之职，我无法踏入总参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里既有自诩为土专家的人物，又有享有盛誉的军事权威，我自感不敢轻易涉足。”

不久之后，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反教条主义。在这场运动中，萧克受到了批判，并被剥夺了原有职务，随后转任农垦部副部长一职。

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之后，彭德怀遭受了批判。正是在那个时期，他深刻领悟到了萧克所面临的困境。直至1974年，他临终之际，仍将侄子彭启超召至身旁，嘱托他代为向萧克表达歉意。

随后，彭启超亲自前往向萧克致歉，而萧克亦未多言抱怨，毕竟那时的情形与现在截然不同。

文革落幕之际，陈云提出为彭德怀昭雪，萧克即刻予以赞同。他坦言，尽管彭德怀过往对其有所不公，但彭德怀的案件无疑是冤屈之案，冤案理应得到平反。

1980年，年届七十三的萧克荣膺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跻身副国级领导行列。

2008年，他因疾病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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