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之际，主席遭受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位的剥夺，随后返回后方，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自此，他彻底与军队分离，失去了长达两年的兵权。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主席才再度重返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

依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宁都会议对主席的批判已经提升到了路线斗争的层面，其严重性不容忽视。众所周知，路线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历史上，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等人，以及后来的张国焘、王明，均因路线斗争而遭受严重后果，不是被开除党籍，就是政治生涯尽毁，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结局颇为凄凉。而且，路线斗争往往不局限于对某个人的批判，而是会波及到支持和执行该路线的全体人员，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故此，主席遭受批判之事后，昔日拥护他者亦均遭受不同程度之冲击。加之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迁至中央苏区，路线斗争愈发激烈与残酷。然而，主席实乃功勋卓著之人。昔日他率领八百余众，艰苦创业，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共打下江山，创立了数万雄师，更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根据地军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若对其批斗过于激烈，必将严重挫伤民心士气。因此，中央仅解除其军权，使其离开核心领导岗位，并将斗争焦点转移至其支持者。

很快在闽西中央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赣南开展了反邓毛谢古的斗争，表面上看没有提到主席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就是对主席的军事政治路线进行批判，指桑骂槐，咱们今天先不说赣南的反邓毛谢古的事，来重点说说“反罗明路线”的事。

要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代表一条路线的，一般是中共高层才有资格代表一条路线，即使他是错误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陈独秀等人，那么这个罗明到底是谁？他和主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受到主席的牵连而被批判，主席重新掌权后为何没有重用他？

罗明，生于1901年，与徐向前、陈毅等伟人同岁。在那个时代，同龄人往往选择相似的人生轨迹。1925年，正值24岁的罗明在厦门深造之际，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成为福建党组织及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

自1928年2月起，罗明便肩负起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重任，跻身中共高级干部行列。在短短五年间，罗明四次执掌福建省委书记之职。与此同时，诸多同仁在此职位上纷纷背离初衷，唯有罗明坚守信仰，经受了重重考验，充分彰显了他投身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

正是得益于罗明等人在福建的卓越努力，闽西地区中共的组织基础得以稳固。若在赣南闽西地区，缺乏如罗明般党员的预先布局、组织发展及群众宣传工作，仅凭朱毛红军的力量，实难在这些区域立足。这亦是中共创建根据地的普遍路径：先在某地培育组织，奠定基础，继之以游击武装辅助主力部队建立根据地。从这个角度看，罗明亦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1932年四月，主席与周恩来同志率领红一、五军团发起了对漳州的攻势。鉴于此次军事行动发生在福建境内，且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亲自领军，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自是随军出征。然而，这次行动并非一帆风顺，罗明不幸受伤，且伤势颇重，只得入住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恰逢主席亦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两人便在此期间讨论起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下，主席已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决策上拥有了话语权。话题自然围绕当前的局势和军事策略展开。罗明与主席长期共事，对主席充满敬意与信任，加之漳州战役在主席的指挥下取得胜利，罗明对主席的军事路线更是坚定支持。

主席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讲，他精辟总结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强调福建应效仿江西，迅速而广泛地开展地方游击战，以此与红军主力实施的运动战相呼应。他提出，要集中兵力优势，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的这番话语极大地鼓舞了罗明，他立刻赶赴闽西各地，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罗明结合实际情况，在上杭、永定、龙岩周边地带发起游击战，依靠群众力量和地方武装，抵御十九路军和广东军阀的进犯，并与红军主力协同作战，成功挫败了敌人即将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伊始，中共临时中央进驻中央苏区，随即全面启动“左”倾路线的实施。该路线要求江西、福建两地大力扩充红军规模，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口、硬碰硬的策略，却导致闽西苏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面对革命力量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持续受损的局面，罗明立足于实际情况，撰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以及《关于杭永岩情况致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在报告中，罗明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域发展，位于根据地边缘的地方武装应优先打击当地地主武装，避免与国民党正规军正面冲突，而应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通过小规模战斗锻炼并提升红军的战斗力。他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应盲目削弱地方武装以实现“猛烈扩大红军”的目标。对于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或新区，鉴于其条件相对艰苦，党的政策应与根据地巩固地区有所区别。

最终，临时的中央领导层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坚定支持主席正确方针的罗明，指责其为“对革命抱有悲观情绪、奉行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且采取逃避和撤退的路线”，进而发起了所谓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并因此剥夺了罗明的职务。

在全党范围、各根据地乃至红军内部，展开了一场针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激烈辩论。众多党员干部被指责为“罗明路线”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兼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一批省委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均遭受批判并最终被剥夺了职务。

很显然罗明是替主席背了锅，挡了枪，此时主席都自身难保，而在这场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罗明，他的悲惨命运才刚刚开始。

身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一旦遭遇路线斗争的冲击，其境遇往往异常悲凉，宛如罪犯般遭受普遍的歧视与差别对待。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遇挫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红军主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在此期间，诸如罗明这类曾遭受批判的干部，普遍遭遇冷遇，几乎无人过问。他们很可能被弃留在根据地，任其自生自灭。

幸赖中央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的鼎力相助，罗明携夫人同行，共同踏上了漫漫长征之旅。在长征出发之际，罗明被分配至后勤司令部政治部，担任宣传联络员的职务，主要职责是收容那些失散的伤病员。尽管这项工作充满艰辛，但罗明依然将其做得有声有色，展现出极高的工作热情与效率。

自遵义会议召开之后，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影响力得以增强，罗明同志亦得以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一职。在红军再度攻克遵义并攻打娄山关之际，三军团承担了主攻之责。罗明同志与地方工作部秘书胡耀邦等同志肩负起组织救援伤病员的重任。激战中，罗明同志不幸被弹片击中，身受重伤。

尽管遵义会议之后，主席重返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并重新掌握了军权，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形势，遵义会议仅仅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问题，而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直至十年后的中共七大，这一问题才得以根本性解决。即便主席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其发言权仍受到一定限制，中央也尚未有足够精力去处理如批罗明路线这类历史遗留的党派问题。因此，在那时，为罗明平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际上，由于政治路线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席自身亦未获得真正的“平反”。因此，罗明仍背负着罪责，不可能立即重返核心领导岗位，他依旧只能被视为一名犯过错的普通干部。

鉴于身体受伤行动受限，红军完成四渡赤水战役后，陈云同志受中央委派，与罗明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表达了中央的期望，希望罗明夫妇能留在贵州开展革命工作。面对中央的安排，罗明尽管对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些许意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与他们一同留下并接受中央指示，继续在朱祺委员长的领导下工作的，还有原中央苏区总工会的重要成员朱祺。

抵达贵州后，三人便乔装成商贾，展开活动。然而，黔军对陌生面孔的盘查尤为严格，他们口音奇特，很快便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仅离队两天便不幸落入监狱。次日的审讯中，朱祺利用掌握的经费行贿法官，成功逃脱，却最终背叛了组织。而罗明夫妇则坚称自己为生意失败的小本商人，并赠予法官一枚金戒指，法官在收下金子后，态度亦有所软化，罗明夫妇在牢中度过十余日后得以释放。出狱后，身无分文的他们化身为难民，靠售卖衣物四处漂泊，最终抵达贵阳。在一位善良的客栈老板的引荐下，谢小梅成为刘姓保长的家佣，而罗明则找到了一份清扫工作。不幸的是，罗明因过度劳累，不幸患上肺病，并吐血不止，因此被雇主辞退。

此类失联的党员，身处异乡他土，往往难以重新建立组织联系，更遑论他们对组织的具体位置一无所知，且生计来源也已中断。罗明夫妇身无长物，工作难以为继，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决定前往上海，以期寻找党的组织。

他们历经辗转，从广西、广东、香港一路跋涉至上海，尚未安顿妥当，便不幸落入罗明吸鸦片的堂弟手中，以300块大洋的代价被转手卖给国民党警察局，再次身陷囹圄。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未曾吐露半个字。最终，敌人无奈之下，只得将罗明的堂弟叫来，当众指认。那堂弟指着罗明，大声疾呼：“他就是‘罗明路线’的代言人，共产党的要员。绝不能轻信他的片面之词！”然而，罗明夫妇始终未暴露身份。在上海的广东同乡不懈努力，多方奔走斡旋之下，罗明终于获得保释，得以出狱疗伤。此后，罗明夫妇返回了故乡广东大埔。

抗日战争一经爆发，他们便秘密返回昔日的闽西根据地，试图寻找党的组织。然而，当地党组织以久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为由，拒绝了他们恢复组织活动的请求。实则，这背后是“罗明路线”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组织内部担忧可能承担的责任。他们仅是建议罗明夫妇以党外人士的身份重返大埔，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此后，罗明夫妇一边在中小学校任教，一边积极宣传抗日思想，致力于壮大革命力量。

主席的情况又如何？他为何没有再次起用罗明？或许正如之前所述，在抗日战争初期，主席的地位尚未稳固，当时还面临与王明的路线之争，尚未在党内建立起权威。加之当时繁忙，主席难以分心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问题若不解决，不仅罗明的冤屈无法昭雪，也无法为中共历史上所有蒙冤的干部正名。而且，罗明长期脱离组织，主席也无法确保其后续经历是否清白。所有这些都必须依照政策来妥善处理。况且，当前还有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直至1945年4月20日，主席已然稳固地占据了党内领导核心的位置，中共中央适时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罗明路线”进行了全面平反。

不久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博古在会上总结道：“抵制罗明路线，实质上是抵制主席在苏区所倡导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作风。这场斗争不仅波及整个中央苏区，还蔓延至周边各苏区。更为遗憾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以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导致许多同志在那时遭受了冤屈，甚至付出了生命。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主席曾言：“有人竟谓反对罗明路线即是对我之打击，实则情形正是如此。”此语透露出，在主席心中，罗明被视为同路人，而他亦为罗明所承受的不公与委屈而深感不平。

理应而言，罗明业已获得平反，此刻理应得以重返党内岗位。然而，正如先前所述，由于他脱离组织长达十年，仍需对其过往经历进行详尽审查，以确保其历史清白。叶挺，一位中共的杰出将领，即便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以及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后，亦是在十年之后方才被允许重返组织。这一政策对任何人皆是如此，非主席不愿，实乃不能。

言及1946年，罗明便远赴海外投身教育事业，直至全国解放的前夕，方才踏上归途。

尽管如此，主席并未将他遗忘。在广东获得解放之后，罗明被任命为南方大学的副校长。按照他当年的资历，担任这一职务或许显得有些不匹配。须知，在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同事与下属中的张鼎丞已成为解放后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而谭震林则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均是一方大员。相较之下，罗明作为大学副校长，其职位确实略显逊色。

实则亦无甚可言委屈，毕竟南方大学的校长乃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彼时正身兼数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以及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要职。

将罗明这位资历丰富却已离开组织十余载的才俊委以叶帅麾下，或许亦是主席的精心布局。众所周知，主席素来恩怨分明，对那些曾施以援手之人，他总会铭记于心。诸如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徐海东，以及那位与罗明同受反邓毛谢古运动之苦的邓小平，主席亦对其给予了不断的提拔与重用。

罗明，那位曾替我挡下枪火的勇士，主席同样铭记于心。若罗明未曾脱离组织，而是始终坚守党内，凭借他的资历与主席的深厚交情，其职位定然不会低微。

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罗明被指为“大老虎”（贪污犯）嫌疑而被错误审查达一年之久。主席获悉后，对来北京开会的叶剑英、陶铸、方方等同志说：“罗明历来生活简朴，作风优良，何来大贪污之嫌，理应进行复查。”此番话语最终促成了对罗明隔离审查的解除。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罗明的人生步入了崭新的篇章。1980年10月，党中央正式批准恢复了他的党籍，其党龄自1925年入党之始累计计算。

1987年四月，罗明与世长辞，画上了他跌宕起伏一生的句点，中央高级领导人亦纷纷题词以示缅怀。

罗明，堪称中央苏区最为悲壮的传奇人物。他年纪轻轻便担纲福建省委书记，跻身中共高级领导行列，与主席共同缔造了中央苏区，被誉为建党建军的开国元勋。本应拥有璀璨人生，却因一场运动而遭遇人生低谷，不仅职位尽失，更被迫与组织割裂。即便如此，他仍坚守初心，组织虽已不再，他依旧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投身革命事业。历经磨难，终于迎来了恢复组织身份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