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罗瑞卿、聂荣臻、杨成武、杨得志、李天焕等五位将领（自右向左排列）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965年12月，我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遭受林彪的不实指控后，杨成武接任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随后，他还被纳入中央军委“批罗小组”并担任了罗瑞卿专案组的组长。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罗瑞卿一直是杨成武的上级，二人关系密切。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与罗瑞卿的命运再次紧密相连。这段历史中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文将首次对此进行披露。

自上海会议前述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记载：罗瑞卿同志在军队事务中，对于林彪所提出的一系列偏激言论，屡有非议，由此招致林彪的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指使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均参与撰写了诬陷罗瑞卿同志的文件。（1965年）11月30日，叶群携带林彪亲笔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件及数份诬陷材料，前往杭州拜见毛泽东主席，并诬称罗瑞卿同志反对“突出政治”，企图夺取军权。毛泽东主席不幸轻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之词。

1965年暑期，杨成武因身体原因，相继于青岛及杭州进行休养。当毛泽东审视了有关他的诬陷文件后，即刻下令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杭州休养的杨成武前来面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杨成武：“罗瑞卿的状况如何，你们认识吗？”“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杨成武简洁回应后，向主席汇报了在上海与罗瑞卿的会谈详情。

1965年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病情危重，罗瑞卿夫妇便邀请杨成武夫妇一同前去看望。翌日晚，罗瑞卿向杨成武透露：“昨晚我未通知你，独自前去看望林总。林总见到我后，勃然大怒，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斥责。他指责我，一是对我实施了封锁，总参亦然，总参办公厅、作战部、政治部送交的文件未曾送达他手中。二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仅提到了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却遗漏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包括他林彪。三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宴会上，我自作主张地将自己安排在首席，即第一桌，而将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林彪提出了五项要求，核心是：若他在北京，需每隔几天汇报一次工作；若他身处外地，则需每月汇报一次。在批评我对他的封锁时，林彪还引用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言论，并朗读给我听。这使我深感，他此次的态度非同寻常。

杨表示：“若总参的文件未能及时转交至我手中，若其中存在不妥之处，责任应由我承担。身为负责具体工作的副总长，我理应进行自我反省。”

“不，此事我需担当，我担任总长一职。”罗坚定地回应，“今后务必要重视这个问题，你应与总参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先行打个招呼。”

在离开上海之前，罗宜前往林彪处进行一访。

罗提议：“一起去吧！”

那日，吴法宪恰好在林彪的私室中。林彪与罗某转至另一房间，密谈了约半个时辰。杨某并不知情，对谈话的具体内容一无所悉。

返抵京城之后，杨同志特地拜访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和政治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并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6月下旬，杨先生前往青岛进行疗养。至9月底，他转至杭州继续疗养。9月29日，杨先生抵达上海。恰逢林彪将军亦在上海。当晚，杨先生致电林将军，表示：“明日清晨我将离开上海，今晚我希望能抽空拜访林总。”

9月30日凌晨时分，林办传来了杨的召唤。彼时，林先生已进入梦乡，叶群女士与秘书郭连凯便热情地接待了杨先生夫妇。一番轻松的闲谈过后，他们便礼貌地告别。

毛泽东指出，某些情况业已明了。在此之前，他已与许世友进行过深入交流。

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兰州军区某师的一份报告后，作出了重要批示：

对于那些不信仰突出政治，表面上却对之阳奉阴违，私下却传播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观念的人，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同日，毛泽东直接点罗名。

罗的观点与我们存在较大分歧，林彪同志身为军队领导者数十年，难道不清楚军事和政治的本质？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就能上战场。以往战争多为政治性质，应恢复林彪同志强调政治工作的原稿。罗将林彪同志视为对立面。罗担任总长期间，从未独立向我请示汇报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且重蹈了彭德怀的覆辙，罗在高、饶问题上已陷入困境。罗个人专断独行，是野心家的典型。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总是纠集一帮人同谋。

尤其是末尾的那句话，他或许在质疑罗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之间的交往频繁，而杨成武是否亦在其中，则尚难断言。

参加上海会议

1965年12月6日，夜幕低垂之际，徐业夫紧急通知杭州的杨成武，要求他于次日凌晨抵达上海锦江宾馆，参加一场重要会议。会议被划分为三个小组，杨成武所在的团队汇聚了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以及叶群和王尚荣、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该小组的组长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其余两个小组的组长则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会议一经启动，叶群便代表林彪发表了讲话。她言道：“罗瑞卿对‘突出政治’提出异议，竟妄言政治与军事均需凸显，两者同等重要，此乃折中主义的谬论……”

此时，罗瑞卿正忙于对广州、昆明等地的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然而，在三天之后，他方才接到参加重要会议的通知。12月11日14时，罗瑞卿乘坐飞机抵达上海。毛泽东特地委托周恩来和邓小平与他进行深入交谈，这一谈话持续了数小时之久。罗瑞卿对此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措手不及，心中一时难以平复。

在上海会议上，罗定被罗列出的几项“罪状”包括：首先，他公开反对林彪，对林彪进行封锁，并对其发动了突如其来的攻击；其次，他反对过分强调政治；最后，他试图向党组织伸手，意图夺取军权。叶群更是无中生有，编造了刘亚楼的所谓“四条意见”，并得到了吴法宪的所谓“证词”支持。

会议落幕之后，王尚荣与雷英夫一同返回了京城。在总参党委的扩大会议上，他们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会议的最后一天，杨经从杭州返回，并在会上即兴发表了讲话。他感慨地说：“罗瑞卿同志能力非凡，我们共同奋斗了许久，他是我尊敬的老首长。此次事件发生，他突然被免职，实在令人惋惜！”言及此处，他的眼眶泛泪。他接着坚定地表示：“若有人诬称罗总长有野心，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正因为这几句话，林彪、江青等人竟然诬称杨成武为“彻头彻尾的罗瑞卿派”。

加入军委“批罗会务组”

1966年2月22日，叶剑英与杨成武依照邓小平的指令，向毛泽东汇报了军委常委会关于“批罗”事宜的部署。叶剑英在汇报中指出，会议主要针对罗某在突出政治、缺乏组织纪律性以及个人主义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随后，杨成武汇报了他在本月初前往广州，就“批罗”议题征求了几位元帅的意见。毛泽东对老帅们的观点并未明确表态。

三月初，北京举行了中央局、大军区以及各军兵种领导参加的“批罗”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央工作小组”，邓小平同志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彭真和叶剑英。同时，中央军委亦设立了会务组，由叶剑英同志担任组长，成员有萧华、杨成武等。

在军委“批罗”会议中，有与会者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联名提出，应将罗某开除党籍。杨某即刻表明反对意见，强调不可采取一蹴而就的极端措施。随后，吴法宪宣读了一份长达一万多字的批判文章，其中捏造了“罗某心怀野心，反对林副主席，伸手向党组织索求，密谋夺取军权”等罪名。

罗瑞卿深感羞辱，遂欲求见毛泽东，却遭婉拒。绝望之下，他留下遗书，于3月18日选择跳楼自尽（受伤）。自此，针对罗瑞卿的批判会议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杨尚昆对罗瑞卿的认识亦有所转变。3月23日，他与王尚荣、雷英夫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题为《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揭露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

4月30日，邓小平同志签署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紧随其后，于5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该报告，并据此决定撤销罗瑞卿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设立了罗瑞卿专案组，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

8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干部之际，曾言：“罗瑞卿的问题，你们不妨传达至全体干部。”不久，他又表示：“看来，罗瑞卿恐怕难以保全了。”

任罗瑞卿专案组组长

1967年10月，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加速解放老干部，召开九大，终结文化大革命”的规划，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以下简称“二办”），并将包括“罗案”在内的10个专案划归“二办”管理。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志共同推举杨成武同志担任“二办”主任，同时兼任“罗案”及其他4个专案组的组长。在“罗案”的领导层中，包括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李天焕、余立金等。“罗案”办公室的主任由李天焕同志担任，副主任则是许心荣同志。直至“杨、余、傅事件”爆发，杨成武同志担任了五个月的主任及“罗案”组长一职。事件之后，江青同志接任“罗案”的组长。

“二办”主任的工作职责和方法, 主要是原则领导和处理往来文件以指导专案工作。其间, “二办”共收发“罗案”往来文件33份, 分类如下:

一、针对“罗案”，“罗案”组向“二办”提交了共计16份材料。这些材料包括：罗入党相关文件3份、关于调查关押中的军统特务陈曼生的材料3份、“罗案”工作规划3份、叶群就逮捕罗宇（罗之子）及监管郝治平所发布的指示2份、郝的相关资料2份、罗所撰写的涉及萧华的材料1份、请求调用公安部保存的罗的信件1份，以及对罗一般情况的汇报1份。

二、“一办”、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公安部转交至“二办”的文件共计六份，包括：罗某的骨折伤情报告，以及针对罗某涉嫌间谍活动、泄露国家机密、走私窃听器、与外国勾结等案件的检举材料，以及郝某上交的照片相关情况。

三、江青将五份材料批转至“二办”：包括军统特务陈曼生的口供、罗与其他人的合影照片、罗与彭真之间的往来信件、罗秘书提供的揭发材料，以及罗所撰写的所谓《认罪书》。

四、涉及其他专项机构的材料，包括吉林省公安厅提交给“二办”的文件，以及王光美专案组转交的资料，还有傅国祯等人检举罗宇、牟立善的揭露材料等，共计六份。

处理违规材料涉敌我性质

杨成武擅自处置了数份标称揭露敌对势力性质的所谓揭发材料，他或将其退回，或予以存档，并未进行上报或转发。此举在当时充满风险。他本人曾言：“一旦林彪、江青、叶群得知此事，即便‘三二四’事件尚未发生，我恐怕也已身陷囹圄！”原“二办”工作人员陈虹亦指出：“中央专案小组对各类专案材料，无论由各组上报，抑或由领导及办公室转来，均需及时传递。对于传递方式及范围，均有严格规定，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或扣留。”在当时，杨成武私底下处理“罗案”相关材料，其风险之大不言而喻。以下是这些材料的具体处理情况：

1967年10月31日，我办接到了吉林公安厅转呈的《在押犯尚作为来信，揭露罗瑞卿涉嫌组织“中国自由党”一事》。杨同志批示将此信件交由李天焕同志存档，并指示不予传阅及上报。

11月9日，"二办"接到了来自"罗案"小组的上报文件——《张英华同志关于从上海电话汇报调查陈曼生情况的通知》。然而，杨某将这份文件归入"罗案"办公室的档案，并未进行传阅或上报。

11月13日，"二办"接获了"罗案"组提交的《关于罗瑞卿涉嫌中统特务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杨某批示道，需将相关情况综合整理后，再行撰写报告，并将报告退回"罗案"办公室。此后，该报告便未再向上级汇报。

11月14日，"二办"接到了"罗案"组提交的《罗瑞卿就假党员问题的亲笔陈述》。杨随即退还了许心荣保存的《罗案》档案，并对许表示：“若他系假党员，那么红一军团中便无真党员可言！”

1968年1月17日，"二办"接获了傅崇碧批转的《关于伪北平市警察局1941年8月6日向北平伪副市长提交的报告》，其中声称罗瑞卿已退出共产党。杨某随即向傅崇碧进行了汇报。他后来表示："所谓罗瑞卿退出共产党的说法，纯属敌人恶意散布的无端谣言。当时，我果断退回了这份材料，以免给罗瑞卿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1月23日，军委办公厅转发了《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通敌叛国的情况报告》至“二办”。杨主任随即将其交由“二办”副主任金涛和成学俞备案保存。他轻蔑地表示：“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2月5日，"二办"接获傅崇碧转发的《关于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利用职权泄露国家核心机密、背叛党和国家的详细情况》报告（附照片七张）。杨某随即向傅崇碧表示退让。

为何此类违规行为未被发现？原因在于，知晓内情的傅崇碧、金涛、成学俞、李天焕、许心荣等人均系坚守原则的共产党员，他们坚信杨成武的行为是正当且公正的，且他们对罗瑞卿、杨成武持有深厚的敬意与信任。因此，林彪、江青等人对此事毫无所悉。

在过去的五个月间，杨同志始终遵循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导精神，以及“二办”设立的初衷来推进“罗案”的工作。他努力做到尽可能降低对所谓涉案人员（包括罗某）造成的不必要困扰。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的成员们在接见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办案人员时，江青情绪激动地表示：“二办如同铜墙铁壁，无论怎样都无法渗透，甚至有些关键材料也不允许我过目……自饶案以来，杨成武便对我实行了严格的信息封锁。”她接着又说：“罗瑞卿专案也是由我负责，却始终无法接触到相关材料，完全处于封闭状态，连证件、口供等资料都无法获得。”尽管如此，但她并未拿出直接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

罗瑞卿全力复出

1975年，杨成武恢复工作之际，罗瑞卿亦重获自由。杨成武对罗瑞卿的安危始终牵挂在心，为了促使罗瑞卿尽快重返工作岗位，他不遗余力地寻求聂荣臻、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支持，在各个层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建军48周年招待会前, 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确定的参加人员名单上, 仍然没有罗瑞卿等人。这时, 杨收到王建安“要求安排工作”的信。7月10日, 杨向邓小平提出让王建安、罗瑞卿、李天焕等参加“八一”招待会并见报, 安排工作等问题。邓当即指示:

一、针对王建安与罗瑞卿两位同志，建议军委组建一个顾问小组。对于《顾问暂行条例》，我持有保留意见，尤其是其中一点，即顾问小组应避免干预在职人员的日常工作，以免出现过多类似钦差大臣的现象。

二、近期，毛主席作出了两项重要批示：一是针对林办工作人员的指导性意见；二是关于周扬案件的批示。罗瑞卿、李天焕的动态在“八一”当天已见诸报端。关于李天焕的结论，决定不再由二炮负责，而应由总政治部来处理。因此，可以调整二炮的相关工作。

为取得军委、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件, 杨在外事局《关于建军48周年庆祝活动的报告》上批示:“予以批准。恳请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审阅并批示。”同时，他在括号中补充道：“关于过去未曾出席招待会、未曾报道过的部分负责同志，如罗瑞卿、王建安、李天焕等，恳请总政治部和军委办公厅研究并拟定名单，上报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审阅批示。”叶副主席表示将寻找机会解决罗瑞卿等同志的问题。

于是, 杨就罗出席“八一”招待会并见报一事写报告给叶剑英。7月12日, 叶批示:“请军委常委各同志阅示后, 再呈总理、先念、国锋同志阅示。”叶还在杨写在括弧里的建议旁, 加批“拟同意”三个字。7月17日, 叶给毛泽东写了《关于罗瑞卿、李天焕等出席八一招待会的报告》。毛圈阅后退叶。叶加批:“毛主席已阅。请小平同志批转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审阅。”7月19日，邓小平批示：“总理、春桥、江青、先念、锡联、东兴、国锋、振华、成武同志阅，退存军办。”

7月21日，在叶、邓的同意之下，杨派出了总参管理局的周学增与总参政治部的李石青，乘坐专机前往福州，以迎接罗的归来。7月31日夜晚，罗及其同仁参与了“八一”招待会的活动。翌日，即8月1日，罗与李的名字一同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众多报纸的版面。

紧接着，杨对郝治平及其家人的安置事宜给予了大力协助。他穿梭于各方之间，最终圆满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在此过程中，罗家与郝家及其子女不止一次莅临杨府，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1977年8月，正值中共十一大召开之际，罗瑞卿、萧华与杨成武三人在京西宾馆共处一室，同席用餐。罗瑞卿边品尝佳肴边感慨道：“对于林彪，我们三人曾一度盲从，未曾有过异议，却终究未能幸免于难。其中，成武同志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他的家人中有三位不幸离世。相较之下，我和萧华的家庭尚未遭受如此重创。”

罗瑞卿对专案组表态。

杨成武被打倒后, 吴法宪叫“罗案”副主任许心荣调查罗与中统的关系, 许经调查, 确认是特务诬陷。吴还叫许调查罗反对毛主席的事。许去问罗, 罗说, 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许便让罗写了材料。吴指责许的做法是为罗评功摆好。为这两件事, 吴撤了许的职, 将其调离专案组, 调往新疆。罗在三○一医院住院时, 李逸民将许心荣挨整的情况告诉了他。罗瑞卿说:“许心荣是个好人！”

1978年5月18日，罗瑞卿在总参部的局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中央“二办”时指出：

关于中央“二办”专案小组成员，是否需追究其责任？我认为无需。是否应对其产生怀疑？亦不可采取此态度……是否需追究责任？答案是否定的。是否需对其进行审查？同样不必要。

组建专项工作团队，其中首位成员是江青，紧随其后的是黄永胜，接着是吴法宪，最后是叶群。自“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始终不对我松绑，不作出结论，禁止称呼我为同志，也不允许他人探望。这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无疑是江青等一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