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国企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

许多人误以为国企是社会主义的“专属标签”，却不知一众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拥有国企，部分国家的国企规模、资产体量还曾一度位居世界前列。

从法国遍布能源、交通、金融领域的国营巨头，到德国政府通过特殊股权设计掌控关键企业，资本主义国家对国企的探索从未停止。

然而，土耳其的国企从工业化支柱沦为私有化的“提款机”，阿根廷的国有石油公司在国有与私有之间反复摇摆，印度的“战略撤资”看似稳健却难掩经济结构性困境。

这背后，藏着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命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企是保障国家稳定、人民利益的“压舱石”，但当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借用这种“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自身问题时，却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因为社会主义的药方，治不了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的先天病根。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借来的“工具”，难改的“本质”

国企并非社会主义的专利，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大规模推行过国有化。

其核心诉求始终是：在不改变资本主导的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国家掌控关键产业，应对经济危机、保障公共利益、维护资本长期稳定。

但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企，终究是服务于资本逻辑的“临时工具”，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基石”。

（一）法国：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循环魔咒

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企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这个被称为“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国企的兴衰史，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国企命运的缩影。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法国脆弱的私人资本体系濒临崩溃。面对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和日益加剧的战争威胁，法国政府意识到，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无法集中资源应对危机。

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率先启动国有化进程，将铁路、航空、海运等关键交通领域收归国有，成立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并对法兰西银行实行国有化——这是法国现代国企体系的起点。此时的国企，被赋予了“稳定经济、备战应急”的使命，本质上是资本为了自保，默许国家介入经济的一种妥协。

二战结束后，法国经济满目疮痍，私人资本无力承担重建重任。戴高乐政府推行了规模更大的国有化运动：因战时与纳粹合作而声名扫地的雷诺汽车公司被直接没收国有；法国电力公司（EDF）、法国煤炭煤气公司等能源巨头，四大商业银行及34家保险公司等金融核心，尽数被国家掌控。

到1946年，法国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已覆盖能源、金融、重工业等命脉领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幅提升。这一阶段的国有化，看似是“社会主义式”的制度设计，实则是资本主义在特殊时期的生存策略——通过国家力量修复资本赖以生存的工业和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法国经济陷入“滞胀”，私人资本盈利能力下降，社会矛盾加剧。

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上台后，提出“法国式社会主义”口号，推行了法国历史上范围最广的国有化：五大工业集团、两家金融公司以及几乎所有吸储额超10亿法郎的大型银行，全部被收归国有。

到1982年，国家控制的企业数量达到43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额占比飙升至40%。密特朗的初衷，是想通过加强国家干预，兼顾资本主义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平——既让资本保持盈利，又通过国企缓解贫富差距。但这一尝试从一开始就陷入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企必须兼顾“为资本服务”和“为公众服务”双重目标，而当两者冲突时，资本利益始终是优先选项。

大规模国有化很快暴露出弊端：国企沦为官僚主义的温床，效率低下、亏损严重。

到1993年，法国国有企业亏损总额高达400亿法郎，政府每年需投入巨额财政补贴，这让资本阶层不堪重负。与此同时，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强调“市场至上”“减少政府干预”，为资本反对国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6年，右翼政府总理希拉克推动出台《私有化法案》，计划对65家大型国有工业集团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标志着法国国企从“扩张”转向“收缩”。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私有化并非“全盘放弃”。在电力、铁路、公共服务等自然垄断和国家安全领域，国家仍保持着控制权——通过组建“稳定股东集团”、设置“黄金股”等方式，保留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2004年成立的国家参股局（APE），更是以“专业化、市场化”的名义，统一管理国家在各类企业中的股权，本质上是让国企更好地服务于资本的长期利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法国政府出手救助银行和法航等关键企业；

2022年，更是斥资近百亿欧元将部分私有化的法国电力公司（EDF）完全国有化，以保障能源安全和核电新建计划。

法国的案例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始终是资本逻辑的“调节工具”——经济危机时，国家通过国有化挽救资本；经济稳定时，资本通过私有化收割国有资产；战略安全受威胁时，再通过国有化掌控命脉。

这种“国有化—私有化”的循环，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国企“定盘星”的定位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为了维护资本的长期统治，后者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德国：股权控制下的“隐性国有化”

德国的国企实践，走了一条与法国不同的道路，但本质同样是资本主导下的“有限干预”。与法国大规模直接国有化不同，德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少量持股+特殊法律”的方式，在关键企业中保持影响力，以维护资本和国家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联邦德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既强调市场自由，又主张国家适度干预。在能源、交通、电信、公共服务等领域，德国各级政府通过直接持股、间接参股等方式，掌控了一批核心企业。

例如，德国铁路公司（DB）、德国邮政敦豪集团（DPDHL）的股权由联邦政府持有；各州政府则掌控着当地的公用事业公司、教育机构和医疗企业。

更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黄金股”制度和“一票否决权”设计。即使政府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仅为1%，也能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并购、资产出售、战略转型）行使否决权。这种制度设计，让德国政府能够在不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经营的前提下，确保关键企业的发展方向符合资本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例如，当绿党推动“去工业化”政策，导致德国制造业成本飙升时，许多德国企业选择将工厂迁至江苏太仓，却不敢轻易放弃德国本土的核心资产——因为政府的“一票否决权”让它们无法脱离国家的掌控范围。

德国的国企实践，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国企的本质：它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而是为了保障资本的长期竞争力。

政府通过有限的国有化，避免关键产业被外国资本垄断，维护国内资本的生存空间；同时又通过市场机制，让国企保持一定的效率，为资本创造利润。

这种“隐性国有化”，本质上是资本与国家的合谋，而非社会主义式的“以人民为中心”。

从法国和德国的案例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宜之计”。它试图借用社会主义“国家掌控经济命脉”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但终究无法改变资本主导的制度本质。

当国企能够为资本服务时，资本便默许其存在；

当国企与资本利益冲突时，要么被私有化，要么被改造为资本的附庸。

这种先天的制度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定盘星”。

二、土耳其、阿根廷、印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土耳其、阿根廷、印度，这三个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曾在国企问题上走过相似的道路：建国初期大力发展国企，试图同时拥有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如今却纷纷陷入“卖国企”的狂潮，沦为资本和选票政治的牺牲品。它们的经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方法”的内在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一）建国企的初衷：资本主义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平

在资本主义世界，“效率”与“公平”始终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能带来高效的资源配置，但必然导致贫富分化；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模式能保障基本公平，但在资本主导的制度下，往往陷入效率低下的困境。

土耳其、阿根廷、印度三国建国企的初衷，正是想打破这一矛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用国企掌控经济命脉，避免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垄断，保障社会公平；同时保留市场经济的活力，追求资本主义的效率。

但这种美好的愿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面前，终究化为泡影。

1.土耳其：凯末尔的“国家主义”之梦

土耳其的国企体系，源于凯末尔时代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被外国资本垄断的严峻局面。凯末尔深刻意识到，若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土耳其将永远沦为西方资本的殖民地。因此，他提出“国家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力量主导工业发展，建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1925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国有银行——土耳其共和国银行，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国有能源公司、国有铁路公司、国有军工企业等。这些国企被赋予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摆脱外国控制”的历史使命，成为土耳其工业化的“骨干力量”。

在1960-1980年代，土耳其的国企体系达到顶峰，垄断了交通运输、能源、食品加工、新闻传播等命脉行业。当时的土耳其政府认为，通过国企掌控关键产业，可以避免私人资本的短期逐利行为，实现长期的工业化目标（效率）；同时，国企的利润可以用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缓解贫富差距（公平）。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耳其的“国家主义”很快变了味。国企的管理层大多由政府官员兼任，官僚主义严重，决策效率低下；同时，资本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国企，将国企资源转化为私人利益。

到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国企普遍陷入亏损，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而所谓的“公平”，也并未实现——国企的福利大多流向了城市精英和资本阶层，广大农村地区和底层民众并未真正受益。

2.阿根廷：资源民族主义与“进口替代”的幻想

阿根廷的国企建设，始终与“资源民族主义”和“进口替代”战略紧密相连。作为拉美地区的资源大国，阿根廷拥有丰富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但在20世纪初，这些资源大多被外国资本控制，利润被大量掠夺。为了摆脱外国资本的束缚，实现经济自主，阿根廷走上了国企之路。

1928年，阿根廷创立了拉美第一家国有石油公司YPF，明确提出“将油气资源收归国有，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目标。

在庇隆主义时期（1940-1950年代），庇隆政府进一步推进国有化，将钢铁、电力、铁路、电信等关键行业收归国有，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国企建立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YPF在鼎盛时期贡献了全国34%的石油产量，成为阿根廷能源自主的象征；国有铁路公司则连接了全国的资源产地和消费市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阿根廷政府的初衷，是想通过国企实现“双重目标”：

一方面，通过资源国有化避免外国资本掠夺，保障国家经济主权（公平）；

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升经济效率（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力）。

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在矛盾：

“进口替代”需要保护本国市场，这与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逻辑冲突；

国企的垄断地位导致效率低下，无法与国际资本竞争；

而资本阶层则不断施压，要求开放市场、私有化国企，以获取更多利润。

3.印度：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实验

印度的国企体系，源于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的“尼赫鲁式社会主义”。

1947年印度独立后，面临着“经济命脉被英国殖民资本和本土大财团垄断”的困境。尼赫鲁认为，要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必须通过国企掌控关键产业，防止经济主权旁落。因此，他将国企定位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出“公营部门为主体，私营部门为补充”的经济政策。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府大规模建设国企，覆盖矿产、重工业、金融、电力、交通等领域。例如，国有矿业公司KABIL长期主导关键矿产开采，保障战略资源安全；印度铁路公司（IR）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之一，由政府直接运营；国有银行则掌控着全国大部分信贷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尼赫鲁的设想是，通过国企掌控经济命脉，实现“社会主义式的公平”——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利益；同时，通过市场机制调动私营部门的活力，追求“资本主义的效率”——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竞争力。

但现实同样残酷。印度的国企很快陷入“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困境：官僚主义严重，决策流程冗长；国企管理层与本土财团勾结，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利益；而政府为了维持国企运转，不得不投入巨额财政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所谓的“公平”并未实现，反而形成了“国企精英+本土财团”的利益共同体，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而“效率”也沦为空谈，印度的工业体系长期落后，依赖进口，无法与国际资本竞争。

三国建国企的共同迷思在于：它们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借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具，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以资本为中心”，资本的逐利性必然要求掌控更多资源、追求更高利润。因此，国企要么被资本渗透，沦为资本的附庸；要么因效率低下成为政府的负担，最终被私有化。想兼得“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公平”，终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镜花水月。

（二）卖国企的现实：逆差、通胀与选票政治的合谋

如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纷纷掀起“卖国企”的狂潮，表面原因是逆差、通胀、财政赤字等经济困境，深层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选票政治”与“资本逻辑”的合谋。

卖国企成为政客们“快速止血”的捷径——既能快速获取外汇填补逆差，又能讨好资本阶层，还能通过短期福利支出赢得选票。

但这种短视的行为，正在掏空这些国家的经济根基，让它们陷入“私有化—短暂繁荣—衰退”的恶性循环。

1.阿根廷：通胀与逆差下的“电锯式私有化”

阿根廷的“卖国企”狂潮，是经济崩溃与政治投机的典型产物。近年来，阿根廷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比索在四年内贬值超过90%，2023年通胀率一度突破200%，约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国际储备耗尽，政府只能以三位数的利率在当地市场借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米莱政府没有选择结构性改革，而是将“卖国企”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米莱上任后，立刻上演了一场“电锯式改革”：将18个政府部门砍掉一半，签署包含300条措施的紧急法令，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国企私有化。他将包括阿根廷最大国有石油公司YPF在内的41家国企列入出售清单，高喊“甩卖国企，全场五折”的口号，甚至计划将印钞厂、铁路公司、水电电网等核心资产全部私有化。

米莱之所以敢如此激进，核心原因有三：一是快速获取外汇，填补国际收支逆差。阿根廷的外汇储备早已耗尽，卖国企能快速获得美元，缓解外债压力；二是讨好资本阶层。阿根廷的私有化，本质是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和本土财团，资本自然乐见其成；三是赢得选票。卖国企获得的资金，可以用于短期福利支出，讨好选民，巩固政治权力。

但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曾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规模私有化国企，一度被西方国家称为“投资天堂”。但好景不长，2001年阿根廷爆发严重经济危机，GDP大幅下滑，失业率飙升，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危机，正是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关键产业被外国资本控制，国家失去经济自主权；资本大量外流，经济空心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激化。

如今，米莱政府重蹈覆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在资本主导的制度下，政客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卖国企来钱快、见效快，能满足资本和选民的短期需求，至于长期的经济主权丧失、产业空心化，则是后代需要承担的代价。

2.土耳其：外债与中等收入陷阱下的“渐进式私有化”

土耳其的私有化进程，比阿根廷更为“稳健”，但本质同样是“选票政治”与“资本逻辑”的合谋。

2003年埃尔多安上任时，土耳其正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困境，外债高企，财政赤字严重。为了摆脱困境，埃尔多安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10亿美元紧急援助，条件是推进私有化。

在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高达535亿美元，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乃至卫生、教育、住房等各个领域。通过卖国企，土耳其获得了大量资金，投入到基建和福利支出中，实现了8年的经济腾飞期——GDP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下降，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埃尔多安也凭借这一“政绩”，多次赢得选举，巩固了政治权力。

但这种“卖国企换增长”的模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关键产业被外资控制，土耳其的经济主权逐渐丧失：能源价格被国际资本操控，经常账户逆差不降反升；外债占GDP比率飙升至60%以上，一旦国际资本撤资，经济就面临崩溃风险。

201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陷入衰退，里拉持续贬值，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曾经的“经济奇迹”沦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埃尔多安的逻辑，与米莱如出一辙：在选票政治的压力下，政客必须在任期内拿出可见的“政绩”。卖国企能快速获得资金，用于基建和福利，讨好选民；同时，私有化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能获得更多外资支持。

但这种模式的本质，是“用未来的生存资本换取眼前的短期平衡”——当国企卖完了，外资撤资了，经济就会瞬间崩塌。

3.印度：贸易逆差与民族主义下的“战略撤资”

印度的私有化，披着“战略撤资”和“印度制造”的外衣，显得更为隐蔽，但本质同样是为了应对经济困境和选票压力。印度长期面临贸易逆差困扰，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同时，国企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莫迪政府上台后，打着“印度制造”的旗号，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撤资”，声称要“提高效率、吸引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

与阿根廷和土耳其不同，印度的私有化更聚焦于非战略性领域，强调“民族资本参与”。例如，印度政府出售国有银行、航空、电信等企业的部分股权，鼓励本土财团参与收购；同时，对能源、矿产等战略领域的国企，仍保持一定的控制权。莫迪的算盘是：通过“战略撤资”获得资金，填补财政赤字；同时，讨好本土资本，赢得资本阶层的支持；此外，“印度制造”的口号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赢得底层选民的选票。

但这种“左右互搏”的策略，并未解决印度的根本问题。印度的贸易逆差依然存在，工业体系依然落后，依赖进口；国企的“战略撤资”并未提升效率，反而导致部分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勾结，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本质上，印度的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折中方案”——既想讨好资本，又想安抚选民，但终究无法改变资本主导的制度本质，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三国卖国企的共同逻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的生产过剩、贫富分化、对外依赖，但政客们不敢触碰资本的核心利益，只能选择“卖国企”这种最省事、最快速的方式来应对危机。逆差、通胀只是表面借口，真正的驱动力是选票政治的短视和资本的逐利性。

（三）选票政治的短视：资本主义的“致命毒药”

资本主义的选票政治，是导致“卖国企狂潮”的核心推手。在资本主义的选举制度下，政客的任期通常只有4-5年，其首要目标是赢得下一次选举，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卖国企之所以成为政客们的“首选”，正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选票政治的“短视逻辑”：来钱快、见效快，能同时讨好资本和选民。但这种短视行为，正在一点点掏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根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毒药”。

1.卖国企：政客的“政绩捷径”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来说，卖国企是最“高效”的政绩工程。

一方面，卖国企能快速获得巨额资金，无需通过复杂的税收改革或结构性调整，就能增加财政收入。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基建项目、福利补贴、减税等“民心工程”，直接提升选民的满意度。例如，埃尔多安通过卖国企获得的535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建高速公路、机场、医院等，让民众直观感受到经济的“繁荣”，从而赢得选票。

另一方面，卖国企能讨好资本阶层。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本质上是资本的“金钱游戏”——政客需要资本的资金支持来开展竞选活动。大规模私有化，意味着资本可以低价收购优质国有资产，获得巨额利润。因此，资本阶层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推行私有化的政客，为其提供竞选资金、媒体宣传等支持。米莱之所以能在阿根廷选举中获胜，背后就有美国资本的影子——美国通过至少200亿美元（有说4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直接“购买”了阿根廷的政治走向，而米莱的私有化政策，正是对美国资本的“回报”。

在这种“选票-资本”的双向绑定中，卖国企成为政客们的“双赢选择”：既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又获得了资本的青睐。至于这种行为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危害，则完全不在政客的考虑范围之内——任期结束后，无论经济如何崩溃，都与己无关。

2.资本的“盛宴”：国有资产的低价收割

对于国际资本和本土财团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浪潮，是一场“饕餮盛宴”。国企通常占据能源、交通、金融、矿产等关键领域，资产优质、垄断性强，是国家经济的“核心资产”。而在经济危机时期，这些国企被低价出售，资本可以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割优质资产，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阿根廷的私有化进程中，大量国企被外国资本低价收购：YPF石油公司被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收购，国有银行被美国资本控制，跨国公司最终掌控了阿根廷出口总额的90.4%、进口总额的63.3%。这些资本收购国企后，并不关心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民生改善，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减少投资、提高价格、转移利润，导致阿根廷的能源自主丧失、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土耳其的私有化同样如此：能源领域被欧洲资本控制，交通领域被本土财团垄断，资本通过控制关键产业，不断压榨民众利益，获取巨额利润。而政府为了讨好资本，不得不放弃对关键产业的监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们不会关心国家的长远发展。它们只关心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利润，当一个国家的资产被收割殆尽后，资本就会转移到下一个目标。而留下的，是被掏空的经济、丧失的主权和陷入贫困的民众。

3.民众的“幻觉”：短期福利与长期灾难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卖国企带来的短期福利，就像一剂“麻醉药”，让他们陷入“即时满足”的幻觉中。私有化初期，政府会将部分卖国企的资金用于福利支出，如提高养老金、增加失业救济、降低税收等，民众的生活水平会暂时提升。同时，资本收购国企后，为了短期内提升利润，可能会优化管理、降低成本，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会暂时下降，让民众感受到“效率提升”的好处。

但这种“幸福时光”终究是短暂的。当资本完成对国企的控制后，必然会通过提高价格、削减福利、裁员等方式，压榨利润。例如，阿根廷私有化后的公用事业公司，大幅提高水电燃气价格，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土耳其的私有化铁路公司，为了盈利，削减了偏远地区的线路，导致农村地区出行困难。

更严重的是，国企的私有化会导致国家失去经济自主权，一旦国际资本撤资或全球经济波动，国家经济就会陷入崩溃。阿根廷2001年的经济危机、土耳其2018年的经济衰退，都是如此——关键产业被外国资本控制，国家无法通过产业政策调节经济，只能被动接受资本的摆布。当危机来临时，民众失去的不仅是短期福利，还有工作、住房和基本的生活保障。

选票政治的短视，让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卖国企—短期繁荣—长期衰退”的恶性循环。政客为了赢得选举，选择卖国企；资本收割国有资产，获取巨额利润；民众享受短期福利，最终承受长期灾难。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资本主导政治，政治服务于资本，而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次要的。

三、制度之辨：社会主义的国企，才是真正的“定盘星”

同样是国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和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企是资本的“工具”，是政客的“选票筹码”，终究难逃被私有化或效率低下的命运；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企是国家的“定盘星”，是保障人民利益、维护国家主权的“压舱石”。两者的差异，本质上是制度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中心。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定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国企的核心使命：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长远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企不是资本的附庸，而是国家调控经济、保障民生、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

1.掌控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神”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企始终占据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军工等关键领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神”。这些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安全，不能被资本随意操控。例如，中国的国家电网覆盖全国98%以上的国土面积，即使是最偏远的山区、边疆，也能保障电力供应——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资本不会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投入巨额资金建设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

中国的国企在能源领域同样发挥着核心作用：中石油、中石化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稳定，避免能源价格被国际资本操控；中核集团推动核电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在金融领域，国有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为中小企业、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随意收缩信贷、制造金融泡沫。

社会主义国企的这种“定盘星”作用，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下，国企的所有权属于人民，其经营目标是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而不是资本的短期利润。因此，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社会主义国企也能坚守岗位，稳定经济大盘，而不是被私有化或破产倒闭。

2.科技创新：国家发展的“发动机”

社会主义国企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承担着“卡脖子”技术攻关的历史使命。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投入高的特点，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涉足。而社会主义国企则能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集中资源开展科技创新，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的国企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铁技术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成为“中国名片”；C919大飞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等航天工程，彰显了中国的科技实力；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绿色发展的引领者。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国企的持续投入和不懈努力——它们不是为了短期利润，而是为了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在科技创新方面往往乏善可陈。因为在资本主导的制度下，国企要么被要求追求短期利润，无法投入长期研发；要么被私有化后，资本为了降低成本，削减研发投入。例如，阿根廷的YPF公司被私有化后，外国资本为了获取短期利润，大幅削减勘探和研发投入，导致阿根廷的石油产量下降，能源自给率降低。

3.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保障网”

社会主义国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企的利润一部分用于自身发展，另一部分通过税收、分红等方式上缴国家，用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惠及全体人民。例如，中国的国企每年向国家上缴巨额利润和税费，为教育、医疗、社保、乡村振兴等公共事业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

在脱贫攻坚中，国企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企定点帮扶贫困县，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国家电网实施“村村通”工程，保障贫困地区的电力供应；国有金融机构为贫困地区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农民创业增收。这些举措，体现了社会主义国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无法比拟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即使在鼎盛时期，也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因为在资本主导的制度下，国企的利润最终会流向资本阶层和城市精英，而底层民众和农村地区则被边缘化。例如，土耳其的国企在私有化前，其福利主要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然落后；印度的国企则成为“精英俱乐部”，普通民众很难从中受益。

四、社会主义的药，资本主义的病，终究不对症

从法国、德国的国企循环，到土耳其、阿根廷、印度的“卖国企狂潮”，再到苏联的兴衰成败，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一个核心结论：社会主义的方法（如国企、公有制），无法治疗资本主义的病。

因为资本主义的病根，在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本质：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贫富分化、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选票政治的短视导致政策摇摆、国家利益被牺牲；

国际资本的掠夺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经济主权。

社会主义的方法，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产物——国企是为了保障人民利益和国家主权，公有制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干预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社会公平。这些方法，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本质是根本对立的。

当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借用这些方法时，必然会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试图兼顾资本利益和人民利益，但资本利益始终是优先选项，最终要么被私有化，要么效率低下；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试图应对经济危机，但无法改变资本主导的制度本质，危机过后必然会回归私有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平”诉求，试图缓解贫富差距，但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公平只是空谈。

资本主义的病，终究需要资本主义自己来治，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缺陷，决定了它无法找到根治的药方。卖国企、搞国有化，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无法改变资本主导的制度本质。当资本的贪婪耗尽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当选票政治的短视让国家失去长远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陷入更深的危机。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方法，治不了资本主义的病。因为病根在制度，而不是方法。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的长治久安。